□ 莫新华

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在于它是长征中“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毫无疑问，与黎平会议相隔26天的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转折。客观分析，历史转折应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逐渐积累的过程，遵义会议是实现伟大转折的标志、成果，众多历史事实及研究共识表明：黎平会议是这个伟大转折过程的开端、开始、起点。没有黎平会议所制定的新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措施，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就不可能有党和红军的转危为安，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黎平会议是党和红军实现重大战略转折的开始，是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实现重大转折之遵义会议的奠基石。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制定正确战略方针的良好开端

黎平会议是党和红军实现战略转变的开始。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两年失败。长征开始后，把持中央军事指挥权的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一心想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实行的是避战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方针，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虽然通过了敌湘江封锁线，但伤亡十分惨重。红军由长征开始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而且疲惫不堪，给养困难。蒋介石调集五、六倍兵力妄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原计划，改向敌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主张很快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李德等人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红军进入贵州，但并未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主题是讨论当时亟待解决的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会议讨论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批判，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多数同志支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关于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就结束了自通过湘江以来关于战略方针的激烈争论，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移，黎平会议就成为“战略转变的开始”。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央领导集体支持并接受毛泽东避实击虚、保持实力的正确主张，中央战略方针开始转变。所以说，黎平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国革命、党和红军实现重大战略转折的开始。

黎平会议是实现长征胜利的起点。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决议》之要求，作出《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作了重新部署和调整。黎平会议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初步统一了思想，使原在红军中存在的悲观失望和游击主义情绪得以逐步消除，使经过黎平整编后的红军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增加新的活力。从此，中央红军在新的战略方针指引下，按照军委的新部署，开始了具有了伟大意义的转兵行动，红军各部机动灵活，迅速挺进黔东南西北部，沿途屡挫敌军，“连克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等县城，把10几万敌军甩在湘西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蒋介石企图在沅江以东‘围歼’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顺利通过黔东南，歼灭了大量敌人，缴获大批的物资，装备了自己，改善了给养，争取了主动，增强了信心，坚定了信念，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了全军覆灭的险境，中国革命形势为之一新。

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基础。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黎平会议在中共党史上、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具体表现在“四个第一次”：（一）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二）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错误战略方针。（三）黎平会议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四）黎平会议第一次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中心的决定。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l 9 8 6年10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讲话指出：黎平会议“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为以后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聂荣臻回忆：黎平会议《决议》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可以说，没有黎平会议的有效准备和良好开端，就没有遵义会议标志成功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无疑是伟大转折的标志或成功实现，之前的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在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的过程中，都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但从会议具体内容、产生的不同作用来看，可以这样简明认为：通道是伟大转折的初步酝酿，猴场是伟大转折的重要准备、前奏，黎平是伟大转折的开端、起点。

二、自主解决战略方针问题——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自“二大”加入第三国际以后，就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以后，凡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赞同。在这一过程中，第三国际确实给予了中国革命以许多正确的支持和援助。但是，它的指导也出现过严重失误。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尤为突出。所以，毛泽东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由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往往越俎代庖，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加上当时“教条化”和“神圣化”之风又在中国党内盛行，因此，党的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脱离实际的“左”倾领导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灾难，在红军长征初期又几乎使红军陷入绝境。这些事实教育了党的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对“左”倾领导和错误路线愈来愈不满，在党内要求改组党的领导、发扬民主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围绕这些矛盾和问题，党内一路开会争论，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得更加激烈，通过党内民主，事关党的路线问题基本上达到了一致。

黎平会议，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党的决议否定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问题的错误指导，独立地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索、独立自主的转折点。“1935年春，共产国际作了一个决议，表示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确放手了一些。”这不能说与黎平会议的争论没有关联。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否定了“左倾”路线领导者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政治、军事错误路线，标志着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初步恢复。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中共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中共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从逆来顺受到自主决策的转折点。

三、理论联系实际——黎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理论的较早成功实践

毛泽东思想体系各方面的理论，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实践反复地证明着：凡是贯彻执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和建设就胜利发展，反之，就会遭受挫折。

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五次反“围剿”，王明自认为有共产国际的支持，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取消党和军委的集体领导；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殊性，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党的经验“教条化”、“神圣化”，搞洋教条、瞎指挥，结果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等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那一套路线、方针、政策是错误的，是不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长征开始以来，中央领导层为战略、为出路，一路争论，党内斗争激烈。毛泽东也为此一路思考和告诫：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

黎平政治局会议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党和红军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实事求是的理论在黎平会议上得到了充分实践，实事求是的作风在黎平会议得到了较好的发扬，实事求是的民主集中制制度在黎平会议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所以说，黎平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同王明不切实际的 “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理论的较早成功实践。

四、黎平整编——长征中第一次大规模部队整编， 在军事上为长征逐步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长征时期，中央红军在不同阶段对部队编制以及指挥体制进行了多次整编，在较大的、著名的几次（黎平、遵义、哈达铺）整编中，黎平整编为第一次。黎平会议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中央政治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下辖第1、第2、第3梯队；撤销中央红军教导师建制：调整了部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陈云调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刘伯承复任总参谋长并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等。1934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黎平整编，使湘江战役遭受惨重损失的红军得到及时休整，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大大增强了指挥灵活性和军队战斗力，为中央红军顺利转战黔北，夺取长征胜利初步奠定了基础。

五、黎平会议前后——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实践民族政策的重要阶段

在黎平会议前后或红军长征入黔期间，总政治部先后颁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傜（瑶）民的口号》、《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 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关于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等一系列内容丰富的民族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治部必须依据各地不同的环境与各地不同情况，加以具体与通俗化”。特别是1934年12月24日在剑河颁布执行的《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 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已不是长征前那种抽象的理论和原则的政策，它是中共早期结合实际制定并实践民族政策很具体的重要文献。史料表明：长征是中共开展民族工作、践行群众路线的一次伟大实践，它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对中国革命的大力支持，大大增强了中华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黎平会议前后是其实践历程的重要阶段。

六、黎平会议体现的“三敢”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新时代价值

黎平会议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开端，是“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精神的集中体现。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重要原因在于“三敢”是会议的精髓和核心，会议是“三敢”的典型成功范例。2011年七一期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赴黔东南调研，参观黎平会议会址纪念馆后讲话强调：“长征精神内涵非常丰富，这里包括遵义会议精神，也包括黎平会议精神，也是长征精神的一部分。关于黎平会议，有的中央老领导作了一些评价，就是一种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2012年7月，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在出席研讨会上讲话指出：“联系今天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黎平会议的成功具体就表现和体现在‘三敢’方面……‘三敢’的实质一言蔽之，就是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张宏志强调：“其核心就是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黎平会议精神孕承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敢为人先、创新突破等内涵要义。重温黎平会议和长征胜利的光辉历史，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长征的胜利是独立自主的胜利，坚持自主创新、敢闯新路是走出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要求。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黎平会议精神所蕴含的政治、文化、经济、德育等方面的价值深邃多元，是牢记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重要启迪，是新阶段力行“闯新路、开新局、抢新机、出新绩”“四新”要求，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繁荣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系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二级调研员、州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