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里党小组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始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维护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高举民族团结的大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坚持与顽固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贯彻落实中共南方局指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共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1946年6月，凯里党小组派李长青到重庆寻找上级组织。由于从炉山到重庆路途遥远，李长青便卖掉了银锭加工过程中所得到的1400斤铜，用得到的钱作为路费。他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重庆，找到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原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袁超俊向李长青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要求凯里党小组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党的宣传工作对象侧重于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的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宣传、发动和引导群众，增强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对解放区的了解。李长青返回贵州后，及时将中央的精神分别向凯里党小组成员作了传达。

为了贯彻中央的工作指示，同年冬，李长青来到西江，他与当地青年杨光文对西江的社会文化现状进行调查了解，发现苗族聚居区的文化教育相当落后，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尤其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为发展山区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加强我党方针政策的宣传，他计划在西江建立中学。为使办学工作能够得到各方的支持和响应，李长青组织当地青年积极分子对办校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办学的消息传开后，社会各界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有的捐钱捐米，有的为建校提供木料和书桌凳子。然而，正当学校创办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国民党雷山当局以进行“异党活动”的罪名，逮捕了杨光文等人，办学工作因此被迫停止。当杨光文等被押经凯里时，李长青曾设法营救，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被捕人员看管得很严，营救未能取得成功。

1947年8月，李长青赴贵阳与《贵阳力报》总编、进步青年顾希均见面。顾希均，炉山县凯棠乡人，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就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社会的黑暗疾恶如仇，且十分同情贫苦农民。为寻求真理，他走出家门，先后到湖南省邵阳《力报》社和衡阳《力报》社工作，因经常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遭到敌特监视，后被迫离开湖南返回贵州。1947年6月，顾希均到贵阳《力报》社工作。不久，李长青找到顾希均。李长青把中共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向顾希均作了宣传，顾希均听后很受鼓舞。他们秘密商定利用《力报》揭露官僚、军阀、买办资本家等的腐败，真实反映广大民众的呼声与要求，传播中共的方针、政策及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同时，他们还秘密商议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由于顾希均在所办的报纸上发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场七月如流火》《从京沪各报消息看最近战况》等文章，真实地反映和阐述了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破产，尤其是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和愤怒。9月，顾希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李长青与他商定的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也被迫搁置。顾希均被捕后，在狱中仍继续坚持与敌人斗争。1949年11月11日，贵阳解放前夕，残忍的国民党特务将顾希均与其他23位革命青年杀害于贵阳纪念塔附近的马家坡，顾希均牺牲时年仅28岁，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双十一”惨案。不久，贵州省委、省政府追认顾希均为革命烈士。

同年，曾给予凯里党小组革命工作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唐寿南，也因病在贵阳逝世。唐寿南虽为党外人士，但他思想进步，积极参与革命斗争，经常无私地在生活上、工作上帮助李光庭、王毅、喻雷等共产党人。早在1943年，冯治安独吞荣通酒精厂的资产后，李光庭、喻雷生活十分困难，李光庭每次去贵阳，唐寿南都解囊相助，虽馈赠不多，但算是雪中送炭亦可维持三五个月的生活。后来，李光庭开设的客栈入不敷出，唐寿南也多次出资相助，使凯里党小组的革命活动得以坚持开展下去。唐寿南的逝世对于凯里党小组的革命工作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第二节 组织民众抗兵役抗交粮

随着抗日战争结束，人民群众期望所负担的兵役及粮赋能得以减少，生活能得到逐步改善。但是，国民党当局为了发动内战，对兵役及粮赋采取明减暗增的办法，继续对人民群众进行压榨。1946年，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发布训令，免征炉山县田赋一年，分别于1946和1947年各减征一半，军粮实行“征一借一”办法进行征缴。当年，全县完成各种征粮共计14563石，1947年完成15017石，虽然比1945年分别减少44.48%和45.87%。但由于此前支援抗战，加上地主的盘剥，全县各族群众已是极度贫困，尚未得到休养生息，根本承受不了如此重负。兵役方面，国民党当局不从实际出发，分摊的征兵任务数远远超出了炉山全县兵源的承受能力。征兵人员在征兵过程中还徇私舞弊、贪污受贿，不按规定程序办事。他们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征兵规定改为不论兄弟多少而强捆硬拉，有钱有势的通过缴纳免役、缓役金可免役或缓役，空缺出来的名额又分摊到群众头上，由此一来，不少家庭青壮年男子被全部抓走，实在不够数的情况下，年老的也抓去凑数，最终弄得老百姓家庭支离破碎，生活困苦不堪。

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全国兴起。凯里党小组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在人民群众中的先锋队作用，利用各种机会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征兵、征粮人员贪赃枉法行为。国民党凯里镇镇长毛文藻与大地主蒋文斌相勾结，企图贪污购米经费，把购买军米的负担分摊给贫苦百姓。他们的这一阴谋，被李长青安插在凯里镇的孙礼庸获知。孙礼庸及时将这一情报向李长青作了汇报。党小组迅速组织人员将毛文藻与蒋文斌的阴谋在凯里和清平两地传开，并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在清平和凯里举行了几次声势较大的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炉山县政府免除穷苦农民大包军米的任务，改由有田有地的大富人家承担。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抗议下，国民党炉山县政府被迫作出让步。

毛文藻和蒋文斌由于完不成上交大包军米的任务，遭到县政府官员训斥后，便把怒火撒到了孙礼庸的身上。他们把孙礼庸关押起来，对他进行刑训。面对毛文藻、蒋文斌的威逼，孙礼庸毫不畏惧，继续揭露他们的阴谋，坚持与他们斗争。与此同时，当得知孙礼庸被毛文藻、蒋文斌抓起来后，李长青又组织群众到镇公所请愿，要求无条件释放孙礼庸。毛文藻、蒋文斌自知理亏，并迫于群众的压力，在将孙礼庸关押了4天后，不得已将其释放。在这一斗争胜利的鼓舞下，凯里附近板溪的苗族群众拿起自制武器，组成护寨队，不准征兵征粮人员进寨，成了不服国民党炉山县政府管理的“独立保”。同年冬，炉山县政府命令实行随赋代征保安警察队、公务人员和教员公粮，并规定田赋征收和军粮征借一律征银圆，一银圆抵1.5斗粮，限期5日内完成。可是，由于当年全县有9个乡遭受特大水灾，减产5至7成，许多农民因无法交纳公粮款而被捕入狱。凯里党小组为解救被关押的贫苦农民，广泛发动民众进行了抵制和反抗，使国民党炉山县政府最后不得不将被捕的贫苦农民全部释放。

由于李光庭、李长青领导群众开展抗兵抗粮的斗争，毛文藻和蒋文斌对李光庭、李长青恨之入骨，遂联名向国民党炉山县政府控告他们搞共党活动。时逢县长陈樵孙被抽调到黄平飞机场工作，由县政府主任秘书孙鸿涛代行县长职务。孙鸿涛接到诉状后，反问毛文藻和蒋文斌：“你们控告李光庭和李长青搞‘共党’活动，他们把你家的田土分给谁了？”毛文藻和蒋文斌无言以对，孙鸿涛就以《六法全书》中“未遂”一条之规定作应付，毛文藻和蒋文斌的控告碰壁，只好灰溜溜地返回凯里。（未完待续）

（凯里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金科 撰稿）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凯里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