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永文
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1934年12月15日，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占领黎平。为了确定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商号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参加会议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闻天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讨论了红军进军方向的问题。“左”倾领导人未肯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提出到黔东北后转向湘西，与强敌硬拼，达到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则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甩掉重兵围堵，避实就虚，不往敌人的口袋里钻，改向黔北进军。会议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从而使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从此启程。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开国元帅聂荣臻后来回忆评价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但当时是“左”倾领导人掌权，党和红军领导层思想斗争激烈，湘江血战使红军部队元气大伤，生死攸关，兵马倥偬，行军匆忙，黎平会议决议是如何得以贯彻执行的呢？
一、及时拍发电报
据有关党史资料记载，黎平会议是在晚上召开的，当时红军正处在转兵贵州的十字路口，按当时的时局推断，黎平会议决议应该是当晚通过后用电报拍发给各军团及军委纵队的，以便部队及时贯彻执行。据《长征日记——中央红军长征纪实》12月20日记载：当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将黎平会议决议致电红二、六军团以及坚守在江西中央苏区的领导通报。黎平会议决议的抬头表述为：“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兹将电告中央政治局本月18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
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我在黎平没有住，随先头部队前进了。十八日在前进途中接到军委发来的电报，说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决定，要我们电台随时准备接听。不多久，就接到了政治局决议，传达到师一级干部。”
又据时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说：“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这一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了主动。彭老总立刻和我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各军团都配备有电台，黎平会议召开当晚及第二天，随行各军团行军分散在距黎平县城百余里范围内，可见决议是用电报很快拍发出去的，使师级以上首长很快知道黎平会议精神并付诸行动。
二、制定配套文件
按照黎平会议决议的部署，中央红军在向川黔边新根据地进军过程中，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相继制定下发不少配套文件，使决议得到迅速、正确的贯彻执行，从军事行动、政治思想、宣传教育等方面作出相应决策，确保决议的目标实现，也是党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次生动实践。
黎平会议的第二天，中革军委根据黎平会议决议要求作出了《中革军委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于十八时电致各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四方面军，对红军部队近期的行动迅速作出了新的部署是：“野战军大致于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其区分为：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向上游前进；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岭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在前进中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迟滞之。野战军到达上述指定地域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中央军。在前出施秉、黄平地域以前可用常行军前进，最后则应迅速地占领施秉、黄平两域……”为确保黎平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对黎平会议召开后1934年最后十多天的军事行动作出了安排布置，确保红军部队到达决议确定的川黔边新根据地地区。
12月21日，为做好黎平会议决议的解释，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指出：“党中央明确的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区，并号召全体战士以一切力量，为争取这一决定的实现而奋斗。”“要完成工农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必须坚决的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悲观失望情绪和生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各级政治机关，必须根据各部队的实际情况，具体的开展斗争来教育全体战士。”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政工人员应以一切方法对决议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作，回答每个疑问与误解，使每个红军战士了解红军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
此外，12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出了《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红军指战员途经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要搞好民族团结，严明纪律向川黔边新根据地地区行军。12月3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随军的各军团和纵队首长，下达《关于各军团纵队卅一日行动及其任务的部署》，要求继续向黎平会议确定的目标方向前进。1935年1月5日二十二时三十分中革军委发出了《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的指示》电，安排进入川黔边根据地地区的行动及攻战根据地中心——遵义的军事行动部署。
三、召开会议贯彻
按照黎平会议决议的要求，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随行各军团，通过召开会议，迅速将决议在师级以上首长进行传达，使部队明确行军的方向和目标，逐渐消除长征出发初期的机械盲动性，以便灵活机动作战，变被动为主动，重振党心军心。
据时任红一军团2师师长的李聚奎回忆说：“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一军团占领剑河后，接到了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当即由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向我们师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当我们听到时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据时任红一军团1师3团党总支书记肖锋《长征日记》12月28日和29日记载：“听首长说，中央政治局十八日在黎平召开了会议，有个决定，认为在湘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中央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黔滇川边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建立苏维埃政府。我听后十分高兴，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利用休息的机会，师政治部召开政工会议，由谭主任传达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中央红军到达瓮安猴场，准备强渡乌江时，对指挥湘江血战惨败心有余悸的博古、李德，得知渡乌江比过湘江还要艰险的情况后，强烈要求红军不过乌江，企图改变黎平会议决议，提出“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想法，想翻案执行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找到周恩来要以军事顾问的名义改变红军的行军路线。为了确保黎平会议决议得以正确实施，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影响，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再次肯定了黎平会议上确定的战略作战方针，削弱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集体领导，保证了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的执行。
为审查黎平会议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1月15日——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在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遂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它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领导谈话沟通
黎平会议决议是在掌权的“左”倾领导人执迷不悟、毛泽东受到排挤、决定红军生死存亡关键时刻、多数党和红军领导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通过的，为了搞好党内的团结民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求同共识，同时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悲观失望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党和红军领导人之间多方进行了谈话沟通，为执行正确军事路线统一思想，坚定信念。
黎平会议决议的制定和通过，周恩来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为统一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意见，消除分歧，他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说服对决议持反对态度的“三人团”的博古、李德二人。据《周恩来传》记载：“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说‘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听说这件事后，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周恩来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此后与李德的关系逐渐疏远了，自己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为使决议贯彻执行下去，他极力排阻，据理力争，用事实说话，取得了党和红军多数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据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
黎平会议召开作出决议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跨入黔东南腹地，但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还未能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特别是还未从组织上撤销他们的职务，因而他们念念不忘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一路上仍然顽固地同毛泽东等人争论不休，企图违抗黎平会议决议，仍然坚持错误的主张。这种情绪和想法对贯彻执行黎平会议决议十分不利，对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影响很大。12月28日，黎平会议的参加者张闻天和王稼祥乘担架随军委纵队来到黄平旧州东门城外的一片橘子林里小憩。他俩头靠头地躺着密谈，对黎平会议决议的执行都感到忧心忡忡，对博古、李德独断专行的那一套感到不满，商淡这仗这样打看来不行，还是要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俩商谈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于是他俩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要立即找个时间开会讨论。两天后就在瓮安县草塘召开了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议。不久在遵义会议上就促成了毛泽东复出指挥红军长征，从此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了更大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黎平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由于背景复杂、条件受限，波折重重，但它显示了真理的真谛，折射出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挽救了党和红军，用“三敢精神”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道路，伟大转折从这里开端启航，它为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军事上作了准备。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黎平会议决议是这光辉一页的精髓，是长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英明决策的典范篇章。
（作者系黔东南州总工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