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方针，在国内大肆镇压爱国运动和捕杀爱国人士，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妄图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扼杀在摇篮里。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暴戾，与他们进行反复殊死的斗争。
第一节 参与策划崇阳兵变
蒋介石在其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失败之后不久，又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为“围剿”苏区，他于1930年调新编第十师进驻鄂南。该师进入鄂南后，分驻于崇阳、通城、通山等县，师部驻崇阳县城，配合其他国民党军对鄂东南苏区实施进扰、破坏和封锁，企图分割苏区，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为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围剿”，中共长江局派中共党员舒保初打入国民党新编第十师，策划该部官兵起义，以瓦解敌军，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壮大红军力量。当舒保初到达汉口时，新编第十师已改编为第八十五师。经时任第八十五师驻汉口办事处主任唐寿南的介绍，舒保初顺利打入该师。当时，第八十五师为轮训其2个旅4个团的班长，而设立了军士教导大队。鉴于舒保初的军事才干，他被分派到军士教导大队任上尉中队副。
打入军士教导大队后，舒保初为尽可能地掌握和控制这支部队，组织策反起义，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先后秘密发展了莫德维、黄克勤、沈朴仲、宋应达、李光庭、周庭贤、郭绍藩、张杰、毛毳等人为中共党员，建立起了中共党支部，舒保初任支部书记。这批党员多为中下级军官。
1932年3月，中共长江局又秘密派遣联络员王觉夫（又名汪超海）到崇阳会见舒保初，传达了上级关于发动兵变的指示。舒保初随后在位于营地以东的郭家岭凌云塔内秘密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部署兵变行动计划。会上，与会人员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崇阳县城驻军较少，以教导大队便足以制胜，于是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的方式先杀掉立场反动的谢彬，夺取军队指挥权，然后率第八十五师投奔红军。
按照会议决定，兵变计划在秘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然而，在这紧要关头，贪生怕死的郭绍藩突然叛变，将兵变计划密告了驻崇阳的旅长刘竹明。刘竹明闻讯后大惊，急忙派人报告在汉口的谢彬。谢彬得此消息后恼怒万分，即刻赶回崇阳召集副师长陈洪达、参谋长马守援等密商，随后下令抓捕了舒保初、宋应达、莫德维等涉嫌参与兵变的20余人。兵变活动参与者李光庭、喻雷、王毅、黄玉如（贵州省麻江人）等人在得知内部有人变节，事情暴露后，便在李光庭的带领下连夜出走，有幸得以脱险。不久，谢彬将舒保初、宋应达、莫德维、黄克勤、周庭贤、毛毳、张杰7名共产党员先后杀害于崇阳城东老桥边桑园沙洲。唐寿南因与兵变有牵连，已不能在该师立足，也迅速从武汉出走上海避险。后谢彬听说李光庭、王毅、喻雷等人已逃离崇阳，遂命令出动一个排的兵力进行追捕。
第二节 冲破险阻转战凯里
李光庭、喻雷、王毅、黄玉如等人从崇阳成功脱险后，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决定分开行动。王毅秘密前往南京参加学生运动，李光庭、喻雷则继续隐蔽转移。李光庭、喻雷、黄玉如3人由湖北潜入湖南，在洪江碰巧遇到带着陈忠林（凯里人）一道脱险的唐寿南。由于谢彬一直在追捕他们，加上洪江到处是军警和密探，大家对洪江又人生地不熟，所以他们所处的环境十分危险，可一时又不知何去何从。正在大家万分焦虑，举棋不定之时，李光庭果断地站出来，他首先鼓励大家不要因为起义失败而灰心，要重新树立起革命斗志，并在对当前的形势作了简单的分析后指出，贵州较为偏僻，经济落后，交通又不发达，而且仍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是国民党统治较薄弱的地方，提议大家回贵州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唐寿南则进一步提议大家前往凯里开展革命活动，而且简要地介绍了凯里的基本情况和开展革命活动的有利因素，而且其殷实富裕的家庭能够为大家开展革命活动提供帮助。李光庭和唐寿南的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并迅速行动。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分两路出湘，一路由唐寿南带领喻雷、王毅、黄玉如、陈忠林等取道天柱赴凯里，一路是李光庭独自一人，取道新晃、三穗赶赴凯里。当李光庭行抵晃县（今新晃县）凉伞时，恰巧与少年时在铜仁相识的肖洪春相遇，2人异地重逢，欣喜万分。原来，肖洪春因铜仁谋生不易，便来台江做小生意。凉伞是个较繁荣的商业集镇，是肖洪春的购货场所，因而才有李光庭、肖洪春有缘在凉伞的偶遇。随后，两人结伴行抵台江，分手后李光庭按原来的约定前往凯里。就这样，由洪江出发的两路人马分别于1933年1月先后辗转来到凯里，并吃、住在唐寿南家，生活上，唐寿南给予李光庭、喻雷等革命青年无私的帮助。
李光庭、喻雷等人虽然在凯里安顿下来，但是凯里地处苗族聚集区，他们人生地疏，语言不通，开展革命活动有不少困难，尤为困难的是没有上级组织的指导。为此，他们经常在唐寿南家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如何打开革命工作局面的问题。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凯里及周边地区的具体情况，他们决定先了解民情，掌握群众目前最迫切的需求，为后期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做准备。于是，他们以各种方式活动于炉山、丹江、台拱（今台江）、黄平、镇远、麻江、剑河等县，深入到民间武装和广大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劳苦大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疾苦，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由于凯里及周边县均为苗族聚居区，为了便于与当地群众沟通，加强与他们的联系，李光庭先将进步青年顾永祥、李长和、杨再元、唐铭贤、肖洪春、杨炳成等人召集起来，分别在凯里的魁星阁和台拱的文昌宫，与他们结拜兄弟，盟誓革命。在这些进步青年的支持和帮助下，李光庭、喻雷很快就掌握了凯里及周边县的情况，并通过进步青年与民间武装取得了联系。
尽管如此，但要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仍有极大的困难。因此，唐寿南、李光庭、喻雷等经过认真分析和商议，决定还是利用原在黔军中的关系，打进其中再伺机行动。同年，唐寿南带领陈学海、黄玉如等打入王家烈部的黔东南边区张元勋司令部，唐寿南任参谋长兼二团团长。李光庭带肖洪春等打入该部特务团，李光庭任该团副官。通过李光庭的介绍，喻雷、陈忠林也进入该部开展工作。后来，因形势变化，开展活动不利，李光庭、喻雷、陈忠林、肖洪春都被迫相继离开。
1934年上半年，贺龙、关向应率红二军团撤出洪湖根据地，来到黔东的梵净山区，创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为巩固革命政权，扩大武装革命根据地，将黔东的梵净山与黔东南的雷公山连为一体，开辟新的苏区，贺龙与关向应派出秘密交通员到雷公山区寻找李光庭等3人，要求尽快建立起雷公山革命武装根据地。秘密交通员很快与李光庭等3人取得联系，并传达了黔东特委指示：迅速建立雷公山地区党领导下的军事组织，壮大力量，策应黔东苏区，必要时向黔东会合。交通员还带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木制印章一枚，并传达了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待时机成熟，可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张贴公告，建立政权。”
李光庭等在困境中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倍受鼓舞。3人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决定：坚决贯彻执行黔东特委和首长指示，加快武装工作步伐，尽快建立雷公山革命根据地。会后，3人分头开展工作。
不久，李光庭听曾同在国民党第八十五师服役的于蕴说，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在毕节秘密创建了以中共党员为核心、党内外人士结合的革命组织，顿时激动万分，夜不能寐，便立即派遣由南京回到凯里不久、且与缪正元相识的王毅前往寻找。由黔东南至黔西北有千余华里，跋山涉水要走十几天。而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由于时局的变化和工作需要等原因，又不断地转移活动地点。当王毅到达毕节时，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已离开。王毅尽管在毕节未找到林青等人，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不顾疲劳继续寻找。后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在安顺找到了缪正元。缪正元带着王毅赶往贵阳，在贵阳见到了秦天真。王毅向秦天真详细汇报了李光庭等人在国民党第八十五师及黔东南活动的情况。秦天真对于王毅所汇报的情况里有关李光庭等人在国民党第八十五师的开展兵变活动的情况，与同学于蕴此前告知的情况相吻合，便对李光庭等加以信任，并对他们的行为给予肯定。同时，秦天真代表党组织接收王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能与李光庭等人尽快见面，秦天真要求王毅即刻返回凯里，通知李光庭等人前往安顺会面。王毅回到凯里后，立即将与秦天真见面的情况向李光庭等作了汇报。李光庭听完王毅的汇报后，便迫不及待地与喻雷一道跟着王毅赶往安顺，并在进步青年宁仿陶（毕节人）开设的商店见到了秦天真。李光庭见到秦天真后，两人当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李光庭向秦天真详细地汇报了他在贺龙部队、国民党第八十五师及在凯里开展革命活动等情况，并着重汇报了贺龙给他们两封信的情况。随后，秦天真代表党组织，重新接收李光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接收喻雷、宁仿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向他们布置以安顺、凯里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的任务。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近两年的李光庭、王毅、喻雷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然而，就在李光庭等人离开凯里后不久，9月下旬，红六军团西征进入台拱、炉山、黄平等县，其分支途经炉山县的旁海、湾水等地。红军沿途打击反动势力，深得当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第三节 打入敌军策应红军作战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同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艰难跋涉和英勇突击，进入贵州攻占黎平，并召开了黎平会议。会后，中央红军挥师北上。
按照黎平会议精神，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9日兵分左、中、右3路纵队向黔北进军。左路纵队从黎平出发，经南加、南哨、台拱等地区继续沿西北方向挺进。其中的红三军团在向西北方向进击的过程中，一支红军部队沿台江县的革一北上来到清水江边时，发现河面宽阔且水深，并且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当地群众早已外出躲藏，同时还将船只隐藏起来。在无法渡河的情况下，红军只得沿河而上寻求从上游过河。在经过了炉山县的凯棠、旁海到达湾水后，这支红军才终于在湾水村一处浅滩过了河。之后，红军又沿河边小路经旁海对面的猴场村向岩门司进发，然后北折进击黄平。
12月底，红军主力直趋乌江南岸，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与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夹击红军。王家烈接到命令后，立即调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八团驻防余庆境内的乌江回龙场渡口，阻击红军渡江。
此前，李光庭、王毅、喻雷遵照秦天真的指示，分别以各种方式抓地方武装和绿林武装，以迎接和配合红军在贵州开展革命斗争。王毅到安顺地区活动，喻雷打入贵州省保安处教导总队军官学校当学员。李光庭则通过同乡、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夫人万淑芬及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八团团长万式炯的关系，打进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任军部上尉副官。不久，李光庭得知红军要到来的消息，为获得情报和更有效地阻止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进攻，他要求离开军部，获准后随第八团进入黔北，并被任命为学兵连连长。此时，在台拱县抓地方武装的肖洪春因武装起义失败，逃亡数月后找到李光庭，李光庭把他安插进入第八团。
1935年1月2日，红军右路军向防守乌江回龙场渡口的第八团发起攻击。团长万式炯面对蒋介石的威逼与红军的进攻进退维谷。李光庭看出了万式炯的隐衷，立即通过其僚属做他的工作，后万式炯退出回龙场以保实力，避开了与红军交战。红军趁势发起进攻，一举占领了回龙场，渡过了天堑乌江，接着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红军渡过乌江以后，万式炯带部撤到湄潭、凤冈、思南一带，避开不与红军交火。
红军一渡赤水后，万式炯的第八团奉命到娄山关阻击红军。2月26日，防守娄山关的国民党军被击溃。当红军追击娄山关溃军至董公寺时，再次与第八团遭遇。此时，蒋介石正派督战专员到第八团督战。万式炯无奈，为了保住乌纱帽，只得下令拼死抵抗。李光庭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密令他的连队避开万式炯和督战专员的视线，悄悄撤出阵地，并劝说其他邻近连队也撤出了阵地。很快，第八团全线崩溃，万式炯被迫下令撤退。28日清晨，国民党中央军韩汉英的前卫师抵达遵义老城红花冈山脚，国民党第四军军长吴奇伟和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的指挥部设在遵义南郊忠庄铺。王家烈的第一团、五团、八团配合国民党中央军韩汉英师和唐云山师进攻防守红花冈的红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反复争夺制高点，形成拉锯战。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加上敌机轮番轰炸，战场的形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此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李光庭果断命令他的连队摘下军帽置于战壕前沿，佯装抵抗之势，然后借机撤出阵地。同时，还说服邻近的几个连长一起撤出了战斗。黔军撤出后，红军集中力量进攻韩汉英和吴奇伟部。吴奇伟部大败，他带着数十官兵狼狈南逃，并下令砍断乌江浮桥，致使乌江北岸敌军1600余人向红军投降。
溃不成军的第八团逃到金沙江后，其他连队均伤亡惨重，而李光庭的连队却完整无损。为避免万式炯问责，李光庭随即率部离开第八团，投奔王家烈的特务团。该团团长欧阳信用是李光庭任军部副官时结交的朋友。李光庭的到来，令欧阳信用非常高兴。这样，李光庭部在特务团站稳了脚。不久，欧阳信用还提拔李光庭任该团副官。事后，万式炯考虑到李光庭与自己和王家烈的夫人都是同乡，关系弄僵了不好见面，对李光庭此前的事也就不再追究。
一次，李光庭得知红军一支小部队在距其部不远处宿营，便立即派遣肖洪春前往红军营地联系，然而由于红军行动迅速，肖洪春到达时红军已不知去向。同年5月，特务团在郎岱（今六枝岩脚）遭到已投靠蒋介石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兼湘黔边区剿匪司令、贵州全省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何知重部围攻，队伍被打散。李光庭在部队被打散后，迅速撤离战场。肖洪春则换上老百姓的便装，连夜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赶往安顺，奇迹般地在城里与李光庭相遇。当时虽然李光庭是长官，可是事情发生得突然，撤离时李光庭身无分文。肖洪春是连队的采买，每天口袋里带着50块云南小板银元。肖洪春将大部分银元交给李光庭，让李光庭先期乘车到贵阳，而自己仅留下够住宿的银元，步行到贵阳与李光庭会合。
在此期间，唐寿南、陈学海、黄玉如自打入张元勋部后，积极开展武装兵运工作。后王家烈为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把唐寿南带领的二团作为交换武器的条件，调到广州并入陈济棠部，兵运活动被迫中止，唐寿南等离开部队后回到贵阳，而陈学海、黄玉如从广州返回家乡组织发展地方武装。（未完待续）
（凯里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金科 撰稿）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凯里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