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秘密掩护转移中共党员
1930至1934年，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先后转战贵州，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极大地推动了贵州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193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以林青为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随后，根据中央关于红军将在云、贵、川三省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和贵州革命斗争的需要，省工委决定成立中共贵州省工委军事工作小组。鉴于李光庭的军事才干和开展兵运工作的丰富经验，省工委决定由李光庭任军事工作小组组长，王毅、喻雷、丁沛生、宁仿陶、张恒兹任小组成员，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单线联系领导该小组。军事工作小组的工作重点是在安顺、凯里一带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1935年4月，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国民党当局对贵州燎原的革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和残酷的镇压。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暴行，军事工作小组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利用国民党排挤贵州军阀，以及国民党中央军打压地方军所产生的矛盾，在国民党第一二一师开展策反活动。不久，丁沛生便打入国民党第一二一师四团三营十二连，并很快从该连拉出两个排的官兵举行了武装起义。6月1日，省工委指派王毅到该部指导工作，创建了中共黔西游击第七支队，丁沛生任队长，王毅任指导员。这支武装在丁沛生、王毅的带领下，坚持在盘县、郎岱（今六枝岩脚）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开展革命斗争。可是，由于敌强我弱，加之经费缺乏，游击支队建立后不久就遭敌击散，丁沛生被敌军击伤回安顺疗养，王毅则秘密回到凯里。
7月19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省工委书记林青、成员刘茂隆等人被捕，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全省的“七一九”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军警、特务不分昼夜地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中共贵州省工委机关和部分基层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整个贵阳城一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8月20日晚上，在董亮清的掩护下，刘茂隆成功越狱。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喻雷和高言志将刘茂隆安排到贵阳南大门外太平街、剑河人关炯明住处隐藏。为应对国民党当局的疯狂反扑，8月21日，省工委在贵阳宅吉坝李光庭的住所召开有省工委委员邓止戈、秦天真、刘茂隆，以及徐健生、高言志、李光庭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作出继续执行中央指示的“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组织武装工作等决定。
8月底的一个晚上，正在贵州省保安学校学习的喻雷，忽闻国民党贵州当局要在贵阳进行全城大搜捕。为了封锁消息，当局对学校进行严密封锁，学员只准进不准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为了及时转移刘茂隆，喻雷及时找到关炯明，用身体架着他越墙出校去通知刘茂隆。刘茂隆得到通知后，迅速离开了贵阳。而董亮清因营救刘茂隆越狱暴露了身份，情况十分紧急，李光庭便派肖洪春将董亮清及时转移到了台拱。董亮清在肖洪春家隐蔽了3个多月，后到贵阳男子师范学校党支部负责人李长青老家凯里住一段时间，再转移到麻江县翁里的黄玉如家，由黄玉如筹资帮助其返回了原籍山东。
9月11日，敌人将林青杀害于贵阳六广门红石坡，并将遗体放置在刑场，企图利用收葬林青遗体来寻找中共党组织的线索，继续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破坏。党组织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没有组织人员公开去收葬林青的遗体。然而由于天气炎热，到第三天安葬林青遗体已迫在眉睫。为此，喻雷和高言志挺身而出，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俩设法买了棺材，雇请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太婆去收葬林青的遗体。最终，林青的遗体得到了妥善安葬，敌特的阴谋也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贵阳女子师范学校中共党的组织干事熊蕴竹、余稚翔由于身份暴露，党组织决定由李光庭护送她们转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李光庭指派陈松禄、顾永祥和陈忠林等人，在时任警察局警长朱玉成的帮助下，闯过道道关卡和警戒线，将熊蕴竹、余稚翔安全转移到凯里，并安排她俩住在董家客栈。后来，因董家客栈进出客人多且人员复杂，为避免两人暴露，于是将两人转移到郭德超家。一段时间后，又将两人转移至龙头河李光庭在国民党第八十五师的同事唐铭夏家隐藏。然而，唐铭夏胞弟唐铭庆思想比较反动，李光庭担心其告密，不久又将两人转移到麻江县舟溪乡（今凯里市舟溪镇）屯上张嗣袆家，并介绍两人到小学教书隐居下来。尽管李光庭将两人从凯里转移到了舟溪，但唐铭庆还是将两人的情况告诉了舟溪的大地主张嗣烈。无奈之下，李光庭只得又将两人转移到舟溪乡大中村的罗毓春家。然而，邀功心切的张嗣烈很快将熊蕴竹、余稚翔的情况告到了麻江县政府。麻江县政府得到报告后，随即派人前来缉拿。由于情况十分紧急，李光庭便立即安排陈松禄和文德清，将女扮男装的熊蕴竹、余稚翔紧急转移至麻江宣威干塘黄玉如家隐蔽。两人在黄如玉家隐藏了一段时间，事态稍为平静后，李光庭、黄玉如又秘密护送两人至贵阳。之后，熊蕴竹转往毕节，余稚翔前去息烽，分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第五节 外出求学投身革命
李长青，1911年11月17日出生于贵州省炉山县凯里老街，祖父李万培以务农经商为生。李长青少年时，李家已有田五百余挑，土近百亩。父辈分家后，李长青的父亲李年茂分得田土一半。李年茂靠着父业，坐享其成并成了当地的富绅。可是，李年茂因吸大烟，到1936年去世时，已卖掉田一百多挑。李年茂去世后，家业由李长青掌管。由于李长青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全家仍过着殷实的生活。
李长青少年时在凯里学堂读书，校长王仲经常向学生传输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李长青也因此受到影响，自幼便十分向往新生活。1928年，李长青小学毕业后，想继续升学深造，其父李年茂要其放弃学业，专营家业，李长青不从，背着父亲与顾永忠一道到贵阳报考男子师范学校，后被学校录取。在贵阳男子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李长青积极参加中共党员刘茂隆秘密组织发起的“星光读书会”“文艺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活动，并秘密组织“共产党贵州青年突击队”，抄写和张贴革命标语，开展革命宣传。另外，他还与达德学校教师严慕苏、同学严金符等创办“星光书店”，传播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作品，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
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李长青坚决反对封建传统礼教，其妹李长英小学毕业后，父亲就把她许配给凯里万潮富家子弟熊超。熊超虽然也在贵阳男子师范学校学习，但此人思想守旧，对革命不感兴趣，李长英因此不愿意嫁给他。由于这桩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李长英不能违抗。在熊家选定好结婚日子，就要来接李长英过门时，李长青便叫同学严金符悄悄把李长英带到了贵阳。李长英到贵阳后，与严金符自由恋爱并结婚。后来两人赴上海，到重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直到全国解放。在李长青的影响下，其弟李长和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3年4月，李长青、严金符、孙鸿涛等19人发起创办《贵阳晚报》，以“促进文化发展，刊载翔实消息，造成公正舆论”为宗旨。该报于1933年5月1日正式出刊，后因经费困难，于当年7月15日停刊。1934年秋，李长青经秦天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贵阳男子师范学校党支部负责人。学校放假，李长青回到家乡后，他经常利用各种机会组织当地青年演唱《流亡三部曲》、《花木兰从军》等歌剧，以此宣传进步思想。
1935年7月19日，中共贵州省工委机关、贵阳男子师范学校等部分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李长青被当局军警追捕。李长青机智地与敌人周旋，摆脱了敌人的跟踪，顺利地离开了贵阳，于同年10月秘密回到凯里。
第六节 中共凯里小组成立
地处苗岭山麓的炉山县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土地贫瘠，生产力十分低下，是贵州军阀统治相对较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其大部分地区都被民间地方武装所掌控，乡镇以下的地方政权则基本上由地方势力把持。当地各族人民在国民党、军阀、土匪和封建地主的重重剥削和压迫下，生活极端贫困，反抗意识强烈。
“七一九”事件发生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斗争，省工委军事工作小组组长李光庭及成员喻雷按照省工委的指示秘密来到凯里。而此前受省工委指派到中共黔西游击第七支队指导工作的王毅，也因部队被打散后回到凯里。在贵阳男子师范学校就读的李长青因“七一九”事件，为躲避敌特的追捕，也于同年10月秘密潜回凯里，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凯里一小教书，经过组织介绍，很快便与同在凯里的李光庭、喻雷、王毅取得了联系。
这一时期，由于崇阳起义失败和贵阳“七一九”事件后，转移和疏散到凯里隐蔽的中共党员逐渐增多。为做好隐蔽、转移党员的工作，以及加强边区基层党的建设需要。1935年11月18日，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李光庭、李长青、喻雷和王毅在凯里北门街口李长青家的楼上举行秘密会议。会上，李光庭代表省工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精神和省工委关于当前贵州政治局势所作出的“隐蔽精干，分散活动，重点转向农村，在边界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军事工作”的紧急指示，并宣布了省工委关于成立中共凯里小组（以下简称凯里党小组）的决定。根据此决定，凯里党小组由李光庭、李长青、喻雷和王毅组成，李光庭和李长青任小组负责人，受省工委直接领导。（未完待续）
（凯里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金科 撰稿）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凯里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