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凯里党小组的诞生，凯里及黔东南地区的革命运动掀开了新的篇章，成为凯里乃至黔东南革命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黔东南各族群众从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及封建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身为省工委军事小组组长的李光庭和成员喻雷、王毅坚持立足凯里，领导、组织和参与全省，尤其是凯里及周边地区的武装斗争，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建立人民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
第一节 教育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凯里党小组成立以后，全体成员广泛深入基层，积极发动群众，培育革命骨干，蓄积革命力量，以期发展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李长青继续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经常向师生讲述进步思想和讲授革命道理，并邀约社会青年、学生和进步绅士到学校以谈诗论画为名，与他们畅谈理想，有意识地培养和物色进步骨干，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不久，党小组等便将一批有志青年组织起来，成立起带有革命性质的进步团体“青年读书会”。在“青年读书会”里，党小组成员以组织青年们读书学习的机会，与青年们共同就“什么是剥削”“什么是民主”“什么叫独裁”“中华民族取得彻底解放的道路是什么”等展开讨论，同时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传播救国救民的革命思想。在党小组的领导下，“青年读书会”成为青年人学习进步文化、寻求革命真理的组织。由于“青年读书会”在青年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人数也很快就由最初的几人发展到20余人。
随着加入“青年读书会”的青年人逐渐增多和青年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凯里党小组便开始组织和引导青年们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青年读书会”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发动凯里两级小学的学生抗议学校董事会。因为该校的董事会由当地的土豪劣绅的代表人物蒋文斌等所把持，他们规定学生入学必须缴纳高额学费和3套服装费。对于这样的规定，让许多贫寒家庭的子弟因高额学杂费而上不了学。时任该校教师的李长青发动孙礼庸等学生就此事向董事会提出抗议，并经过斗争，为贫寒子女取得了入学的权利；第二个行动是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与土豪劣绅相互勾结，残酷剥削人民的罪行。王毅拟写“民主涂在嘴巴上，自由附在条件上，礼义廉耻挂在墙上”等标语，由孙礼庸、任克亮等人散发张贴，对凯里的广大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弄得国民党当局和土豪劣绅们惶惶不可终日。“青年读书会”在凯里党小组的领导下，逐步成为一个团结统一且朝气蓬勃的革命集体和党小组坚强的得力助手，成为一支在党小组领导下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同时，通过组织青年与国民党当局及土豪劣绅进行斗争，锻炼了队伍，培养了骨干，为凯里党小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作好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节 建立人民革命武装
1936年2月，喻雷、王毅等通过时任镇宁县少校保安大队副唐寿南的关系，打入镇宁县保安大队，喻雷任少尉国术教官，王毅任军需上士。之后，喻雷、王毅以公开身份开展地下武装活动，并与在安顺从事地下活动的丁沛生、李运亨、朱桂林、洪鼎等取得联系，共同商讨开展安顺地区的武装斗争工作。
同年夏，秦天真赴黔桂边境的广西南丹县六寨，做争取穆守先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工作。鉴于凯里地区凯里党小组所领导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和各地民间武装逐渐壮大的大好形势，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以及组织民间武装建立人民革命武装，李光庭派不久前从镇宁回到凯里的王毅到六寨向秦天真汇报工作。经过几天的跋涉，王毅在六寨见到了秦天真。秦天真在听了王毅的汇报后，代表省工委对凯里党小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明确指示：“要在黔东地区大力开展武装活动，把雷公山作为武装活动的据点，待蒋桂战争爆发，利用敌人内讧，大力发展武装活动，进行武装割据，以期建立苏维埃政权。”王毅回到凯里后，他立即将秦天真的指示向党小组作了传达。党小组全体成员听了秦天真的指示，备受鼓舞。经过大家的认真讨论和商议，一致认为“麻雀尚且有个窝，革命不能不建立根据地”，于是作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的决定。同时，要求喻雷、王毅放弃在镇宁的兵运工作，返回凯里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工作。
在经过秘密的联络和周密的准备后，8月的一个晚上，凯里党小组召集青年读书会的部分成员和结义兄弟的积极分子顾永祥、陈松禄、孙礼庸、唐铭贤、陈忠林、李长和等10余人，以闹鱼（即打鱼）为名，在凯里龙头河野鸡滩的一只木船上举行秘密会议（亦称龙头河会议）。会上，李光庭首先表扬了大家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他说：“革命不是几个人的事情，今后还要发展到社会上去，所有穷人，我们都要和他们交朋友，唤醒他们起来革命，只有推翻了腐败的政府，将来我们才有出头之日。”会议主要传达和讨论了秦天真的指示。根据秦天真的指示，为了更加有利于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会上大家商议把“青年读书会”改名为革命小组，并推选李光庭为组长。会议就如何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并根据凯里及周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和各地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决定组织各地民间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黔东南人民武装部队和以雷公山为重点的革命根据地，划定榕江、炉山、三穗、锦屏、剑河、台拱、丹江、黎平等县为游击区，同时，明确适时建立苏维埃政府。关于武装力量的组成，他们决定：一方面由李长青召集凯里的有志青年，组成基本队伍，由凯里党小组直接领导，先期登上雷公山，在山上安营扎寨，稳住阵脚；另一方面由李光庭、喻雷、王毅、黄玉如等人拉地方武装和绿林武装随后登上雷公山，逐渐扩大势力。并提出要抓紧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加强与地方武装的联络，继续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会后，李光庭、李长青、王毅、喻雷等人根据会议精神和要求，分赴凯里、丹江、黄平、台拱、宣威、台盘、排羊、西江等地，开展打富济贫和发展地下武装工作。
由于黔东南地区的广大苗族群众长期饱受国民党当局政策的歧视、军阀的掠夺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欺压，反暴抗暴的情绪不断高涨，已如久旱的山林，哪怕一点火星便会燃起熊熊大火。因此，龙头河会议精神很快便得到了各地民间武装积极响应，他们迅速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其中凯里的顾永祥、唐铭贤有110余人、步枪20余支；台拱的欧大富、欧大发有四五十人枪；排羊的杨光亚有三四十人枪；台盘的杨胜林有近百人枪；西江的陈学海有近百人枪；宣威的黄玉如有近百人枪；西江的李沛华有70余人枪，以及李光庭在八十五师的同事、丹江的包东山领导的武装。这一时期凯里党小组能够直接掌握的武装已达近600人枪，发展革命武装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建立人民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龙头河会议精神，各地武装都在为上雷公山举行武装起义积极准备。尽管他们面临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所需的物质、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但是大家并没有气馁，而是凭着对革命的高度热情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纷纷想办法解决问题。唐铭贤用卖掉祖田得到的600两银子购买枪支弹药以作军费；任克开拿出私有的布匹给队员包糯米饭；李沛华用收缴湖南烟毒贩得到的钱物充作军需；王毅、喻雷、黄玉如等则袭击万潮茶山赵姓和翁里李姓大地主等筹集起义经费。
在此期间，李光庭、喻雷、王毅等还前往丹江与胡仲毓商议在雷公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相关事宜。但是，由于胡仲毓于10月4日在丹江遭国民党当局暗杀，给建立革命根据地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其间，还发生了杨胜林在板溪暗杀蒋文斌未遂事件。蒋文斌对此怀恨在心，后以委任杨胜林为联队大队长之名，诱骗杨胜林到凯里开联队会议将其扣押，将其以结众为匪的罪名将其杀害。所幸这一事件并未对整个地下武装发展工作造成较大的影响，武装起义筹备工作仍在秘密进行。
龙头河会议后，李光庭安排10余名进步青年打入凯里区义勇队，通过这些进步青年，凯里党小组掌握了义勇队的部分武装。10月中旬，李长青、唐铭贤按照龙头河会议关于由凯里武装先期上雷公山的安排，带领这支武装力量上雷公山。他们原计划在上雷公山经过排乐时，袭击大地主王启型，收缴其私藏的枪支弹药、粮食等充实队伍，然后率领队伍到雷山西江，与事先预约好的陈逊斋、侯教之所率领的民间武装汇合后共上雷公山。但是，当李长青、唐铭贤率领队伍到达排乐时，王启型已获密报，早将枪支物转移，家人也已外逃，起义部队扑了个空，一无所获。尽管如此，李长青仍按原定计划率领起义队伍奔赴西江。在西江，李长青等见到陈逊斋、侯教之，而此时陈逊斋、侯教之对上雷公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态度变得犹豫不决，虽经李长青、唐铭贤耐心地动员，仍按兵不动。在此情况下，李长青、唐铭贤欲按计划带领队伍单独上山，但考虑到雷公山重峦叠嶂，地势险峻，环境复杂，人迹罕至，加上他们都对其地理不熟，孤军深入恐存在危险，不得已只得将部队撤回凯里隐蔽待命。
第三节 建立挂丁苏维埃政权
龙头河会议后，李光庭、喻雷、王毅等为认真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为举行武装暴动作准备。他们多次深入到挂丁、开怀、板溪、台盘、排羊、西江、丹江、台拱等地，尤其是加强与凯里、台盘、西江、台拱、丹江等地革命武装的联系，以期在凯里附近建立起苏维埃政府，为举行武装起义提供后方保障。
由于此前所作的大量工作，凯里、挂丁、排乐、开怀、台盘、排羊等地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加之凯里、台拱、排羊、台盘、丹江、西江等7支武装集中分布在凯里、台拱、丹江三地交界处，而处于三地武装势力范围核心区的挂丁，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现实因素等各方面原因，革命条件较为优越。经李光庭等与各革命武装首领及各村寨老秘密会商后，便迅速达成了共识，均表示积极拥护建立苏维埃政权。经各方的共同努力，1936年8月末，“挂丁苏维埃政府”秘密成立。
挂丁苏维埃政府在凯里党小组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组织团结苗族群众及民间组织，通过开展保境运动，打击当地及周边地区土匪及恶霸势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虽然挂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大部分时间处于秘密状态，但其通过宣传、发动群众，筹备物资，对凯里党小组组织开展的武装斗争给予了大量的支持，特别是对举行雷公山武装起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1936年底与1937年春凯里党小组组织各地武装在雷公山武装起义的举行后，参与武装起义的各地武装进一步团结在党小组周围，挂丁及其周边的政治、军事形势也进一步改善，挂丁苏维埃政权在此基础上于1937年夏逐步由秘密转为公开，挂丁苏维埃政府在挂丁及周边地区公开行使管辖权。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光庭、喻雷、王毅根据省工委指示，相继离开凯里到外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挂丁苏维埃政府由于缺乏党小组领导，于1937年9月下旬自行解散。
第四节 建立雷公山革命根据地
1936年12月，在凯里党小组的组织和领导下，各地武装在组织上、物资上作了较为充分地准备之后，按照凯里党小组的要求，先后向雷公坪进发。其中，凯里的起义部队在李长青、王毅的率领下，先期到达雷公坪。随后，各地的起义部队也陆续接踵而至。至12月底，到达雷公坪集结参加起义的武装部队达500人枪，唯李沛华的部队因联络员联络工作失误，该部出发较晚，未能按时到达雷公坪。
1937年元旦，起义战士按照各所属部队，整齐排列在雷公坪，参加黔东南人民武装部队和雷公山革命根据地成立大会。会上，李光庭作动员讲话，他分析了当前全国和全省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罪行，阐明了为什么要进行武装革命的道理，鼓励大家要不怕牺牲，坚持革命。同时，他宣布黔东南人民武装部队和雷公山革命根据地成立。
迟到的李沛华部队在元月2日夜才到达雷公山。雷公山的气候向来晴雨变化莫测，当他们抵达雷公坪时，不巧又遇到恶劣天气，山上山下浓雾弥漫，加上夜色笼罩，能见度极低。他们虽然与先期到达的部队已近在咫尺，由于事先未进行联络沟通，双方只能听到声响，却看不见对方。在无法辨认对方身份的情况下，遂相互开枪射击发生激战。待李长青、顾永祥用联络暗语喊话，发觉是自己人时双方才停止射击，虽无重大伤亡，但弹药消耗殆尽。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顿时打乱了原来既定的计划。为此，李光庭随即召集各部首领进行紧急商议，确定起义部队暂时集结在雷公坪，同时派遣王毅下山向省工委汇报，请示省工委对起义部队下一步行动给予指示。可是，由于雷公山上气候变幻莫测，时而雾霭弥漫，雹雪顿霁，时而雷霆大作，暴雨倾盆。冬季更是冰霜漫天，寒风凛冽。由于省工委的指示在短时间里无法到达，随着时间的推移，集结在雷公坪的队伍不仅弹药得不到补充，而且储备的粮食也所剩无几，加上气候恶劣，寒冷异常，已不适宜部队久驻。为此，李光庭再一次召集各部首领商议，最后决定各路武装先下山回原地补充弹药、物资，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再行动。
一个多月后，即1937年2月底，凯里党小组再一次通知各地武装第二次向雷公坪秘密集结。与此同时，凯里的武装在李长青、王毅的率领下，由凯里秘密出发。可是，当李长青、王毅率领的凯里武装到达鼎罐坡时，陈学海前来报告说李沛华带领队伍去广西至今未回。尽管如此，李长青仍然继续率领凯里的武装向雷公坪进发。当李长青、王毅率领队伍到达雷公坪后，发现有好几只部队都没按通知要求上雷公坪集结。同时，还接到台盘的武装负责人请人捎来认为现在武装斗争时机不成熟的回信。由于此次上山距上次上山的时间较短，即便是已上山的部队也准备不充分，而且总的人枪数还比上一次减少较多，因而各部队之间的意见出现了分歧，有的认为既然已上山，就要坚持进行武装斗争，依托各部原有的影响，边打边发展；而有的认为，目前的力量有限，且现有的准备工作不充分，勉强举事，怕难以持久。在内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李长青经过认真思考，并召集各部首领商议，最后决定先各自回原地准备，待条件成熟后再组织开展游击斗争。
此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凯里党小组停止了武装斗争，转向抗日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凯里党小组的两次军事行动虽未取得成功，但不论是从它的发动和发展过程，还是从民众的反响等方面来讲，都是黔东南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先例，更是凯里党小组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大胆尝试，它对于推动黔东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未完待续）
（凯里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金科 撰稿）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凯里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