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中共的不懈努力下，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而在这之前，凯里的革命运动在凯里党小组的领导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员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和地方、民间武装，在全县范围展开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虽然举行的雷公山武装起义由于意外事件的发生，导致起义由公开转入分散秘密状态，但革命武装力量完整的保存下来，为再次兴起革命武装运动的新高潮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暴发后，凯里党小组遵照中共中央和省工委的指示，为建立起全民族抗日统一路线，教育和引导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武装，以民族大义为重，迅速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一节 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秋，根据中央、省工委关于大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的指示精神，李光庭将党小组成员和党小组外围组织骨干分子分别安排到各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王毅深入麻江等地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抗日的方针、政策。不久，王毅的行踪引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注意。为了脱离危险，王毅找到黄玉如后，两人离开麻江来到凯里。他俩在凯里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去镇宁找时任镇宁县保安警察大队长的唐寿南。唐寿南见到他们后，安排黄玉如任保安警察大队文书，安排王毅任班长。1939年初，保安警察大队解散，王毅离开镇宁，后按省工委的安排到贵阳县委工作，任县委组织委员，负责组织开展学生运动，不久调任毕节县工委书记。喻雷按照李光庭的安排，离开凯里直赴安顺，寻找丁沛生、张恒兹等人，与他们一道在紫云、镇宁、关岭三县交界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李光庭则打入国民党镇（远）遵（义）师管区任连长，负责动员、征集、训练和运送黔东南各族青壮年到抗日前线参战。

李光庭、喻雷、王毅等人相继离开凯里，到外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李长青留在凯里，以教师身份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为了做到抗日宣传到千家万户，妇孺皆知，他将“虽剩一兵一卒，必须抗战到底，始能操到最后胜算”“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宣传口号雕成木刻，印发给学生。学生们通过练习书法接受抗日宣传教育，并影响到全社会。为更好地激发和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李长青还邀约进步青年在凯里近郊的李家祠堂，召开成立凯里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日救国会）的筹备会。会上，他向进步青年分析当前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最后，他关于成立凯里青年抗日救国会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凯里青年抗日救国会在凯里万寿宫（亦称江西会馆）宣布成立，会址设在凯里万寿宫，李长青被推选为临时会长，顾永祥、孙礼庸、陈松禄负责抗日救国会的具体工作。在全体会员的大力宣传和发动下，在短时间内就有70余人加入了抗日救国会，抗日运动在凯里蓬勃开展起来。

凯里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为建立起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势力和当地土豪劣绅对进步青年的爱国行动进行歪曲和污蔑，使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抗日救国会还专门向国民党炉山县政府呈文申报，并得到批准。然而，国民党当局为了掌控抗日救国会，却另派中统特务、县教育科科长兼凯里小学校长王启型担任该会会长。王启型掌握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权后，便大肆散布消极和反动言论，并利用权力公开抵制和破坏抗日救亡工作。炉山县政府的决定和王启型的所作所为激起民愤，广大进步青年怒不可遏。在李长青领导下，陈松禄等数十名青年走上街头，搭台演讲，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纲领，揭露王启型反共反人民假抗日的罪恶行径。王启型为此气得咬牙切齿，便勾结蒋文斌，派一个班的保安警察队进行镇压，当场逮捕了陈松禄、顾永祥、李长和、孙礼庸、任克亮、韩世香等人。将他们关押在凯里区公所进行审讯，强令他们供出幕后指挥者和写悔过书。陈松禄等人大义凛然，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看守人员姚绍堂是李光庭安排打入保安警察队的班长，他在李长青的授意下，暗中把李长青的一封亲笔信转交给了陈松禄等人。陈松禄等人看到李长青的信后，便更加坚定了意志，斗争也更加坚决、顽强。这让王启型和蒋文斌恼羞成怒，两人便密谋策划，以陈松禄等人不服管教为由，将他们押送炉山监狱，然后在押送途中，借口陈松禄等人企图逃跑，将他们集体枪杀。此阴谋遭到李长青族兄、凯里区区长李希平的坚决反对，李希平还将此阴谋透露给了李长青。李长青得知此情报后，连夜赶到排羊找到杨光亚，将来意向杨光亚作了说明，杨光亚随即按照李长青的要求带领十余名苗族青壮年前往凯里救人。他们到达凯里后，隐蔽在旧市街文玉山家。随后，李长青再一次叫姚绍棠给顾永祥、李长和等人送信，叫他们随时配合武装营救。同时，李长青还发动各界人士和群众，向反动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大造政治舆论，并到处张贴“爱国青年无罪”“抗日无罪”“强烈要求释放爱国青年”等标语。由于李长青的周密安排和精心指挥，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国民党炉山县当局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在除夕前释放了全部被捕会员。

第二节 与反动势力和顽固派作斗争

经过与王启型、蒋文斌的斗争，李长青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敌人的强烈不满和怀疑。1938年8月，为避开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监视，李长青被迫离开凯里，带着同样被反动当局监视的胞弟李长和前往黄平谷陇加巴小学。该校校长、中共党员王醒华在得知李长青等人的情况后，便将李长青和李长和留下，安排李长青任该校教导主任，安排李长和任教员，以教师身份隐蔽下来。与此同时，经秦天真介绍，其妹秦天芬也来到加巴小学任教。在加巴小学期间，他们按照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学校为阵地，以教书为掩护，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他们团结全校师生，整顿学校秩序，认真做好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从而赢得了当地各阶层人士的赞扬和信赖。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抗日宣传，他们组织高年级的学生搞课外读书活动，阅读《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以及鲁迅的作品，组织学生演唱革命歌曲，使学生得到教育和启发，全校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在很短的时间里，歌曲《松花江上》便在谷陇地区流行开来，妇孺皆会唱。他们还将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九一八小调》《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以及《在太行山上》等编成活报剧，利用赶场天或民族节日集会，在集市和各村寨演出，使广大群众深受教育和鼓舞。为搞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日宣传，他们刻苦学习苗语，并很快与当地苗族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李长青和王醒华还经常带领秦天芬、李长和及进步教师，以走访学生家长为名，深入各村寨苗族农民家中，与他们交朋友，对他们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为更好地把苗族青年组织起来，李长青、王醒华等还开办夜校，一面向苗族群众传授文化知识，一面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广大群众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还广泛接触各民族的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与他们交朋友，作细致的思想转化工作，争取他们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解和支持。在此期间，李长青和王醒华主动与谷陇区区长潘开武、当地少数民族绅士潘开文、旁海的王西安及清水江保安大队长王朗轩、台拱的潘致和和邰胜江、重安的开明豪绅黄东甫等人频繁接触，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他们的宣传动员下，不久，谷陇地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邰胜江、王朗轩等地方富户、上层人物都纷纷带头捐款捐物支援抗日。而且，为保护李长青和王醒华等人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的安全，王朗轩还专门派一个班的兵力对他们进行保护，给他们的革命活动提供方便。

1939年底，李长青、王醒华等人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当局以开展异党宣传为由对其进行监视。因此，他们被迫离开加巴小学。1940年，李长青与王醒华等来到凯里，后在凯里小学任教。

李长青在凯里小学任教期间，尽管当时凯里的各种敌特组织繁多，加上他以前的革命行动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组织开展革命宣传和抗日救亡活动。他组织罗泽民、黄明芳、丁桂钦、丁灿英、汪宗福、杨素萱等7名进步教师秘密成立学习小组，组织进步青年教师学习和宣传《列宁选集》《新华日报》《陕公生活》以及鲁迅的作品等，对他们进行革命理论、革命思想教育引导。为了更好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李长青还组织进步女青年成立“姊妹行”活动组织，在学生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由于他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并波及到了炉山县城，国民党炉山县当局对此极为不满，污蔑李长青等人是在利用抗日搞异党活动，因而将李长青解职。被解职后，李长青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便辗转于雷山西江和凯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40年春，驻凯里的保安警察中队以抓赌为名，对群众进行敲诈勒索，群众对此进行了抵制，恼怒的保安警察中队班长李祖竟开枪打伤两人。此举激起了群众无比的愤慨，广大群众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怒火顿时迸发出来。李长青与刚从外地回到凯里不久的喻雷等人见状，决定趁机发动群众惩治保安警察队，遂命陈茂轩吹响牛角，叫孙礼庸到街上高喊捉土匪。霎时，广大群众手持长矛短棍一齐涌向街头，将保安警察队包围起来。李祖自知罪责难逃，见势不妙，乘乱逃跑。可是，当其逃至猪市巷土地庙时，被追赶上来的群众当场处死。国民党炉山县长李紫珊闻讯后大为震怒，亲自率保安警察大队赶往凯里欲实施武力镇压。李紫珊率保安警察大队前来镇压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凯里。李长青、喻雷等人得知此情后，一面组织民间武装到龙头河渡口严阵以待，一面派人找到凯里区区长胡醒亚，强令其与群众一道到龙头河渡口向李紫珊喊话退兵。李紫珊见状，不敢率保安警察大队贸然过河，双方隔河对峙，李紫珊束手无策，只得带着保安警察大队撤回了炉山县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三节 训练新兵奔赴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把原贵州的二十五军编为5个师安排到抗战第一线对日作战。为保家卫国，战士们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然而，随着战争的发展，部队战损严重，减员很多，补充兵员就成了当务之急，国民党便在贵州各专区设立“师管区”开展征兵工作。

1938年8月，打入镇（远）遵（义）师管区的李光庭，以其原来的军衔，被委任为三营十二连连长，其任务是负责征集、训练和运送新兵到抗日前线。李光庭每征集到一批新兵，都要训练十天半月，然后再送往前线。在新兵连训练期间，李光庭向新兵介绍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作抗日救国动员，激发新兵奔赴抗日前线奋力杀敌的信心和勇气。

当时，贵州吸食鸦片的人很多，一些新兵也因吸食鸦片上瘾，在集训或开往前线的过程中烟瘾发作，痛苦不堪，未到前线而死。有的军官对这些士兵不仅不同情，反而将倒在地上的士兵开枪击毙。针对这些情况，李光庭在集训和输送新兵时都特别注意，尽可能地给予士兵关爱与帮助，首先是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他们振作精神，战胜困难，同时，在伙食上尽量给予改善。在李光庭的鼓励和帮助下，他所训练的新兵在抗日战场上都表现出了不屈不挠、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

随着战事的发展，李光庭也经常带新兵到湖南、安徽、湖北前线补充兵员。当时长江以南地区已形成国共两党军队与日军武装对峙、犬牙交错的局面，输送新兵上前线极为困难和危险，途中常常会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李光庭曾几次死里逃生，但仍然坚持完成送兵任务。因此，他被镇远师管区授予“模范连长”称号。1938年冬，肖洪春由台拱到镇远做生意，与李光庭邂逅，当时正巧李光庭在遵义接到一个连的新兵，李光庭便安排肖洪春任特务长，同时也安排了麻江的冯治安任排长。

1938年，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高潮。为进一步增强抗日力量，贵州各县政府都成立了抗日义勇壮丁队，并在县政府增设了军事科，由现役军人担任军事科长，负责训练壮丁队，作为预备兵员。为有效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李光庭、李长青通过熟人关系，将黄玉如、孙礼庸等人分别安排到麻江、炉山县国民兵义勇壮丁队担任区队长等职务。黄玉如、孙礼庸等人就任后，积极动员和鼓励青壮年投奔抗日前线，奋勇杀敌。

第四节 转运武器支持进步武装

1939年6月，国民党掀起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年，刘伯龙的新编二十八师驻扎在黔东南清水江和氵舞 阳河流域。由于刘伯龙敌视革命，残暴成性，草菅人命，因此，各地武装首领对其保持高度警惕，并积极购买武器弹药，做必要的防备。

1940年3月，秦天真按照组织的要求撤离贵州前往延安。秦天真临走前要求李光庭在对国民党的军事武装斗争暂时停止的情况下，仍必须坚持争取武装力量，以待时机。当时，打入镇（远）遵（义）师管区的李光庭已被提升为营长，身处国民党军营的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作为省工委军事工作小组负责人，他时刻把党组织关于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的重托牢记在心。为此，他经常保持与各地区武装首领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尽可能地为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甚至不惜用自己所有的薪饷购买枪支弹药相赠。有时他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报名额等方法获得额外的武器弹药，秘密送给地方武装。

当年春季的一天，李光庭获得一批武器弹药，他将这批武器弹药委托他人运输后，独自赶回凯里，以便把接货的地点和暗号告诉李长青。不料，武器弹药在运输途中被特务截获，运送武器弹药的人被逮捕。此人经不住拷打，供出了李光庭及其行踪，特务便立即跟踪到了凯里。李光庭到达凯里后，并不知道事情有变，还是秘密邀约李长青在南郊小坳的李家祠堂会面。由于当时李长青也正处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因此，他们刚见面便被跟踪的特务发现。特务立即跑到国民党凯里区公所报告，请求派一个班的兵力对他们进行逮捕。所幸的是，国民党凯里区分部书记长陈忠相与进步青年陈忠林系兄弟。特务报告时，陈忠相正巧就在隔壁，无意中听到了这一消息。为避免李光庭、李长青被捕，他即刻派人抄近路抢先一步通知了李光庭、李长青。李光庭、李长青得到密报后，在搜捕人员到达之前，乘着树林的遮蔽迅速分散转移，摆脱了敌人的跟踪，脱离了危险。为了不引起镇遵师管区的怀疑，李光庭及时赶回镇远。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运送武器弹药这件事却已为敌方所掌握。当他刚到达驻地，便遭到了师管区的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由一位连长专门看守。由于李光庭平时为人和善，且乐于助人，在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深得官兵的爱戴，看守他的这位连长对他也很敬重。为了避免李光庭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位连长在深夜悄悄地放走了李光庭，他本人也怕受到追究连夜弃官离开了镇远。

李光庭离开监狱后，秘密回到家里。因担心特务跟踪连累家人，在对妻子张荣清作了简单的交待后，便与家人匆匆道别，迅速离开了镇远潜回凯里寻找李长青。然而，他这一别竟近乎诀别。不久，张荣清便误闻李光庭的“死”讯，迫于生计，张荣清只得改嫁。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光庭在贵阳与张荣清重逢，但已不能挽回家庭的悲剧。

（未完待续）

（凯里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金科 撰稿）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凯里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