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出版社 康厚桥
最近，新版CSSCI学科目录陆续发布的消息，不断在朋友圈刷屏。学术人对本学科的C刊目录（南大核心期刊目录）给予了高度关注。在不断发酵的“论文热”中，也有学者冷静地提出，千万别做“论文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李凌就以此为题目，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学术论文发表应该回归其“学者履行职业的重要方式”“促进学术交流的有益途径”，呼吁避免“唯数据是从、唯C刊是瞻”。我十分支持学者的呼吁，作为多年坚守学术专著编辑出版的从业者，深感学术专著出版也难以避免“唯数据是从”的“论文人”现象。
一、知识、文化产品通过出版进行传播
期刊、图书的出版，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促进了学术著作的传播效应，是“促进学术交流的有益途径”。当前，我国出版业制度转型正在逐步推进，各项出版制度正在逐步完善，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和再生产的能力还不足，以至于人们普遍存在对期刊、图书出版的误读。“论文人”对期刊社、出版社存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期望以最小的成本通过期刊、图书出版获得最大的“数据”收益；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能否通过期刊、图书出版获得更大的传播效果漠不关心。知识经济时代，学术生产力就是知识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容忽视。
最经典的“出版”定义出自出版学专家袁亮主编的高校教材《出版学概论》，指“编辑和复制作品向公众传播”。其中的“作品”，根据长期的出版实践，我觉得应该具备“系统性、完备性、固定性”（出版的专业领域里，也有“齐清定”的说法）。即使当前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现的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符合“出版”定义的“作品”应具备同样的特性。
“编辑、复制、向公众传播”是出版的三个必备要素（出版的专业领域，对此简称“编印发”）。编辑是学者们首先接触的出版流程。如果说作者是将知识、文化的信息编码用文字、图像等方式表达出来，编辑人员则是信息编码的第一个受众。编辑人员需要对信息编码进行基本的论述逻辑、文字规范、文学审美等方面的判断，还要对其进行国家法律法规、道德审美方面的判断，筛选出适合出版的优秀作品。“复制”则是知识、文化能够扩散传播的关键环节。复制既有专业技术规范，也有专门的国家管理规范，是出版行业不可缺少的部分。电子出版的复制技术相对印刷方式，具有更快捷方便的特点，国家管理规范很快得到建立。网络出版则效率更高，具有一些新产生的特点，其专业技术正在逐步探索，相应国家管理规范也在逐步完善中。“向公众传播”在出版领域通常称为“发行”，即图书的销售环节。期刊、图书只有通过销售渠道，被读者阅读，才能实现其负载的知识、文化信息被受众所获得、享受并再生产。
从这个过程看来，出版流程不生产知识、文化，出版只是知识的搬运工。但知识的传播不能缺少出版，依靠对知识、文化信息编码载体的复制，知识、文化的传播产生了扩大化效应。知识文化信息编码是社会效益的根本源泉，而期刊、图书等载体是经济效益的物质本源。由此，出版具有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两重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出版行业的基本原则。
二、出版传播促进知识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促进生产力进步与发展才是科研、学术生产（知识文化生产）的最终目的。知识、文化的生产（科学文化的生产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知识、文化的生产凝结了人类无差别劳动时间，是脑力劳动的生产结晶，因此具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普遍认识到“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并在实践中一再验证了该论断的正确性。这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知识、文化的“使用价值”的存在。知识、文化因为具有“使用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成了生产资料的一种，与劳动者相结合，就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文化传播研究中，英国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商品生产、流通、使用、再生产四个阶段的论述为基础，提出电视节目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编码”阶段，为信息的编码生产环节，是电视节目的生产；“流通”阶段，电视节目编码完成后，通过开放的环境传递到受众的过程；“解码”阶段，受众获得、享受信息，对信息进行解码。
知识、文化产品的传播同样也具备“编码——流通——解码”三个阶段，出版传播正是其中重要的“流通”环节。知识、文化通过科研、学术生产，形成不同的信息编码，表现为文字、图片、影像等；这些信息编码经出版者选择合适的载体，得到复制和传播扩散；通过编码载体，信息编码被众多受众接收，受众对信息解码后，获得和享受信息，并进行再生产。这就是知识、文化产品传播过程的三个阶段。可见出版传播，正是通过复制信息编码载体对知识、文化产品（信息编码本身）进行复制，进而传播到受众手里的过程。出版传播促使知识、文化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组合，共同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出版对知识、文化产品的“流通”，使其“使用价值”得到“落地”和充分实现，推动生产力发展。学术研究生产出知识、文化产品，在小范围内面对面传播，其“使用价值”得到应用的范围很窄。只有经过出版行业的编辑、复制与扩散传播，知识、文化产品更好地与广大劳动者相结合，其“使用价值”才得到充分实现，这样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三、出版传播发展助力知识经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只有当知识、文化产品到达受众，并被受众获得、享受和再生产，其才能完成作为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只有在受众获得、享受和再生产的过程中，知识、文化产品才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当前，我们知识、文化生产端都变成了“储户”，学术生产只管生产产品，一如计划经济下车间只管完成数字任务一样，“唯数据是从”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在“流通”环节，出版者代替了受众对知识、文化产品进行评判，知识、文化产品接受受众端检验的体制和机制还没形成。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知是不相符的。“SCI、SSCI导向”只是实现了顶尖学术研究领域的“受众检验机制”，毕竟在顶尖学术研究领域，其知识产品的消费和再生产，集中在以“学术评审委员会”为代表的少部分人群中。而针对更广大的知识、文化产品，“流通”环节承载了代替受众进行评判的功能，这给当前各种学术不端乱象提供了温床。从这个角度看，出版行业制度的不断推进完善，将有助于避免“唯数据是从、唯C刊是瞻”。
当然，出版行业制度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出版一定能体现出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如传统期刊出版重视“读者来信”、融合出版环境下出现“樊登读书”等现象，都是知识、文化产品与受众互动的有效实例。期待出版行业，能借鉴金融行业的发展经验，将知识、文化生产端的产品，更好地流通到受众端，让知识、文化产品提高受众劳动者素质的“使用价值”能够更好地实现，也让知识、文化的再生产更加繁荣。
实现了知识、文化产品通过出版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长远目标，“论文人”的现象也就不攻自破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就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出版传播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