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创办实业筹集革命活动经费

1940年，丹江等地闹盐荒，可谓是“斗米斤盐”，每块银元只能买半斤盐，穷人吃盐十分困难。自与李光庭在小坳的李家祠堂分手后，为避开特务的跟踪，李长青一直在台拱等地隐蔽。在这过程中，李长青得知丹江群众吃盐困难的情况，便找到丹江县西江区区长侯兴华，在征得其同意后，当年秋李长青在西江开办起食盐推销处，低价向群众销售食盐。这样既解决了交通闭塞的西江苗族群众吃盐的困难，又解决了凯里党小组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而且，李长青还以卖盐为掩护，在青年中宣传革命思想，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民族团结。

李光庭自离开镇远后，连夜赶回凯里找李长青。可是，由于当时李长青已到台拱隐蔽，两人没有会面。此前，喻雷离开镇宁保安警察队后，到贵阳一家酒厂当职员。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央的指示，1940年4月，省工委撤销，秦天真等人撤离贵阳。同时，建立省临时工委，按省临时工委的部署，将全省分为贵阳、黔北、黔西和黔东4个片区开展工作，省临时工委书记邓止戈负责具体领导黔东地区的工作。然而，黔东片区工作组尚未建立，邓止戈在一次意外事件被捕及脱险后，不久也离开了贵州，黔东片区工作组的建设工作也随之停止，凯里党小组因此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而李光庭由于在凯里没找到李长青，且凯里又不能久留，便秘密前往贵阳，找到了喻雷。喻雷将秦天真离开贵阳的消息告诉了李光庭，并按省临时工委的要求，向李光庭传达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鉴于当时贵阳的严峻形势，以及由于日军占领广州、福州以及东南亚地区后，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汽油等战略物资不易运入中国，部分汽车不得不改烧酒精的情况，他俩便商量在凯里开办一酒精厂，这样既可以酒精厂作掩护暂时隐蔽下来，又可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于是，两人便日夜兼程从贵阳悄悄来到凯里。由于李光庭平时为人谦和，善交朋友，因此，他们的想法在朋友的帮助下很快便得到落实。经朋友的联系介绍，他们在偏僻的凯里鸭塘川岩寨租得两间房，较顺利地办起了酒精厂。酒精厂开办起来后，由于规模较小，且远离公路，要由人挑到平越县的甘巴哨后，再由车运到贵阳去销售，因而成本较高，利润很少。

尽管李光庭、李长青等为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但所得到的资金仍然十分有限，开展革命活动越来越困难。为此，1941年3月，李光庭和李长青先后在麻江县观音庙、大良田两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和深入开展革命活动的办法。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继续广泛开展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抗日救亡，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以保证地下活动的正常开展。

会后，李长青将家里的部分田卖掉，获得1400多块银圆，他用这些钱请人在凯里小坳种植烤烟，开办开斯米烟厂，生产“闪光牌”“红星牌”“马头牌”香烟。香烟生产出来后，为了节约开支，李长青亲自到三穗、剑河、锦屏、台拱、镇远、贵定、洪江等地销售，并以此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宣传和加强与各地民间武装的联系。

同年，李光庭因利用川岩酒精厂开展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派特务密切监视李光庭等人的动向，并最后查封了酒精厂。酒精厂停办后，为躲避特务的监视，李光庭在凯里潜伏下来，并及时找到李长青，召集喻雷、黄玉如等人在李家祠堂召开党小组会议，研究时局和党小组的工作。会议提出，根据目前党小组的处境，应该继续创办实业，筹集资金，解决党小组活动经费困难问题，并尽可能支援抗日前线。大家认为，麻江县大良田地处湘、黔、桂的交通枢纽，东至湖南，南到都匀，北往贵阳都很方便，且离麻江县城较近，有利于与各界人士联络，也便于隐蔽和转移，是一个适合开展革命活动的好地方。随后，李光庭来到大良田，租赁了三间房子，开办起“李记客栈”，在维持基本生活的同时，寻机创办实业。

1942年春，李光庭邀约陈光远、黄玉如等人，在麻江大良田筹建开办荣通酒精厂。坝茫的冯治安因为是陈光远的妹夫，又是李光庭的旧友，便邀他入股。同时考虑到他做事灵活，便让他担任经理，主持厂内业务，陈光远任厂务主任，李光庭任外交主任。李光庭还委派喻雷在贵阳乔家桥雪雅路设立荣通酒精厂办事处，以销售酒精为掩护，保持与省临时工委联系，并随时了解各地革命活动情况。此间，李光庭经常利用营业之余，深入群众，结识了不少挚友。

在这段时间里，凯里党小组成员及其外围组织人员还采取多种形式筹集革命活动经费。1942年，党小组在县城黄壁（县中学进步学生）家设有一个联络站，当时，麻江县城驻有国民党军政部直辖的陆军通信学校（以下简称通校），而国民党军政部负责与通校联络的少校秘书周剑秋的居所就在黄壁家隔壁，两家仅一木板之隔，周剑秋家的楼上又出租给通校上校军需主任作审计办公室兼卧室。西江暴动期间的一天晚上，李光庭来到黄壁处，偶然听到隔壁通校军需主任正与其上司商量上贵阳领取全校官兵及学员4000余人一个季度军饷之事。这是筹集资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李光庭决定冒险一试。次日，李光庭到大良田挑选了5名可靠的精壮汉子，在甘巴哨与两路口之间的公路上设伏。当天下午，通校押钞的吉普车果然从贵阳方向驶来，车上戒备森严。等到来车进入伏击范围内，李光庭一声令下，几名汉子立即开枪射击。车上押运人员措手不及，当场被击毙一人，其余人员受伤，其中2人装死。李光庭等立即将车上的两箱银圆、一袋现钞和众多金条拎走。李光庭得到这笔军饷后，及时与地方武装负责人取得联系，赠予他们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荣通酒精厂自投产后生意十分兴隆，效益快速增长。大家都无比高兴。而冯治安却利欲熏心，经常利用工作之便贪污公款。为此，陈光远多次对冯治安批评指责，冯治安因此怀恨在心。1944年8月，冯治安向国民党当局告发陈光远参与异党活动。陈光远在得知国民党当局要抓捕自己后，只得离开酒精厂到外地躲避。此间，麻江县的官吏见酒精厂生意兴隆，也在打酒精厂的主意。此间，冯治安想独占酒精厂，便与官吏相勾结，加害酒精厂人员。不久，由于当时日军即将攻占独山，后撤的国民党军队和疏散的难民拥塞黔桂公路，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酒精厂难以经营而被迫倒闭。

酒精厂的倒闭，尤其是冯治安的破坏，使麻江的工作局面急转直下，原来跟随李光庭开展革命活动的人，经此变故后，有的被迫出走，有的被监禁，有的变节投敌。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面对各种危险，李光庭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坚持在麻江经营“李记客栈”，后来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他离开大良田去了贵阳，此后一直辗转往返于贵阳、麻江、凯里之间开展革命活动。

在凯里的李长青也由于香烟销路不好，烤烟种植又不景气，烟厂于同年被迫关闭。此后，李长青还先后开办了白皮纸厂、帘子厂和铸铜、铸银厂，在生产之余，他经常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

长期以来，喻雷一直在险恶的环境中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加上食无定时、居无定所而积劳成疾，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尽管如此，他仍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为党的建设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的工作。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经济困难和医疗条件匮乏，最终喻雷的病情日益加重，于1944年5月20日在贵阳不幸病逝，时年34岁。

第六节 转移救助抗暴人员亲属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以及由此造成对各种抗日力量的打压，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

1942年8月，松桃、玉屏两县民众揭竿而起，拉开了黔东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序幕。在他们的号召和影响下，黔东各地民众积极响应，抗暴斗争的烈火很快扩散开来，并蔓延到了台拱、剑河、炉山等县。9月，西江区暴动负责人侯教之、陈逊斋等人为发展壮大抗暴斗争力量，派西江区地下武装负责人陈学海找到李光庭，请求他组织所领导的地方武装参加暴动。李光庭得到此情况后，立即召集李长青等人在李家祠堂开会商议。大家认为当前正处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关键时期，按照中央关于巩固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不宜在蒋管区开展武装斗争，应继续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1月，抗暴斗争在黔东地区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当局。为镇压抗暴斗争，国民党贵州当局派遣省保安处处长韩文焕、副处长刘鹤鸣亲自率队进剿，但都遭到抗暴队伍的英勇抵抗，铩羽而归。

1943年3月，蒋介石调遣国民党中央军一九九师进剿抗暴民众。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下，抗暴队伍被迫转入雷公山区坚持斗争。由于国民党采取重兵夹击，剿抚兼施的手段，持续一年多的黔东暴动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败。在对黔东暴动进行镇压的同时，韩文焕还组织保安队大肆捕杀暴动参与人员及其家属。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杀戮，为了保护和救助抗暴斗争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命。凯里党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转移和隐蔽参与暴动人员及其家属脱险。西江暴动首领侯教之为避免长子侯正玺被抓捕，派人将他接出学校，送到麻江翁井侯正玺姨妈家隐蔽下来。1943年春节过后几天，侯正玺的另一位姨父、西江暴动组织者之一熊承勋，也把其子熊益民送去与侯正玺一起隐蔽。元宵节晚上，正当侯正玺姨妈全家欢度节日之时，忽见二三十个保安警察破门而入。侯正玺和熊益民来不及逃走，就顺势躲入床底。保安警察四处搜查后，将侯正玺的表哥、表姐夫等人抓走，侯正玺和熊益民幸免逃脱。虽然躲过了一劫，但两人已不能在翁井待下去。正当大家在为不知将侯正玺和熊益民转移到何处去而发愁之际，李光庭派陈光远把侯正玺和熊益民接到离翁井20里外的小火壤陈光远家，并给侯正玺更名为肖朗卿，熊益民更名为杨胜林，让他俩暂时隐蔽下来。当时，李光庭和陈光远正在大良田经营荣通酒精厂，为了更好地关心照顾侯正玺和熊益民，不久，他们又秘密将侯正玺和熊益民接到了大良田。同年10月，国民党进一步加紧追捕暴动有关人员，为避免侯正玺和熊益被追捕人员发现，李光庭白天将他俩藏在酒精厂，夜晚则安排住在李光庭的好友闵孝廉家。后来，因陈光远与冯治安的矛盾日益激化，李光庭担心藏匿侯正玺和熊益民会成为冯治安向国民党当局告发陈光远的把柄，遂与陈光远商量，将侯正玺和熊益民送往遵义投靠其亲戚、时任遵义步兵学校处长的蔡希庚。与此同时，侯教之之女侯慕贤被捕正押往西江，在石门坎与其母亲见过一面后，又被押经台江、镇远至贵阳，关在刘鹤鸣家。刘鹤鸣企图娶其为妾，侯慕贤不从，暗中从刘家逃脱，在图云关遇上同乡董新武，便与其同路回到麻江。熊承勋得知后，便与李光庭、陈光远商量，把侯慕贤送到小火壤陈光远家隐蔽，侯慕贤在此过了约半年多的安稳日子。

1944年12月的一天，当陈光远和熊承勋送侯正玺和熊益民前往遵义，途经贵阳时，遭冯治安联络的军警逮捕。侯正玺和熊益民脱险后在贵阳殷国忠家暂避，一个星期后，熊益民返回麻江，侯正玺则被送往遵义。陈光远、熊承勋被捕后，被关押在贵州省保安处警备司令部。在狱中，他们受尽折磨。侯慕贤得知陈光远被捕后，逃到乐埠一个庙里当尼姑，后被麻江保安警察队发现而遭逮捕，被关进麻江县监狱。得知侯慕贤被关进监狱后，李光庭通过陈光远家佣人给监狱里的侯慕贤送食品和日常用品，帮助侯慕贤度过了监狱中的苦难生活。当年，陈光远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熊承勋被折磨瘫痪，后被营救出狱。

第七节 解救进步教师

凯里党小组一直都非常尊敬和热心帮助进步知识分子，为他们开展进步思想、文化的宣传教育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谭兆熊，贵定人，学校教师。由于思想进步，经常在青年中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从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为躲避当局监视，1941年寒假，谭兆熊随王醒华一道来到凯里隐蔽。当时，李长青正在凯里小学任教，谭兆熊来到凯里后，李长青在生活上给予他无私的帮助。但不久由于时局恶化，加上李长青等几位凯里小学的进步教师经常在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迫不得已，他们只得外出他乡继续进行抗日宣传。临走时，为安顿好谭兆熊，李长青提出请同事丁灿英给在炉山小学教书的丁灿金写信，要求丁灿金帮助谭兆熊藏身。丁灿金在接到李长青和其三姐丁灿英的信后，欣然同意。谭兆熊带着丁灿英的信到达炉山后找到丁灿金，丁灿金热情地将谭兆熊接到丁家住下。不久，李长青和丁灿英等人也由外地回到炉山。春节期间，国民党炉山县党部组织表演文艺节目，谭兆熊以“莲花落”形式上台表演了《化子拾金》的幕外剧，剧短而精，既宣传了抗日内容，又增添了晚会的色彩，很受观众赞赏。可是，第二天上午11时许，忽然有保安警察队官兵和保甲长数十人，持枪围住丁家，并以进行“异党”宣传之名将谭兆熊捉拿拘留于县党部。丁灿英当时外出，知悉后逃脱。事情发生后，李长青和丁灿金发动其亲戚和朋友前往炉山县党部交涉，县党部一时也摸不清谭兆熊的底细，最终由于没有确切的定罪证据，只得放人。谭兆熊被释放后，李长青和丁灿金考虑到谭兆熊已不能在此停留，便为其筹集路费。不久，谭兆熊平安回到老家。

黔西县中学教师傅麟，浙江人，由于思想进步，经常参与一些爱国救亡活动，国民党当局对其进行监视，傅麟被迫离开黔西辗转来到麻江中学任教，担任英语老师。由于傅麟性格温和，对学生爱护有加，老师和学生都非常敬重他。1944年寒假，国民党麻江县政府突然逮捕了傅麟，指控他搞异党活动。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李光庭立即发动傅麟的学生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当局释放傅麟。在学生们的紧逼下，国民党当局拿不出傅麟的罪证，只得答应放人，但条件是由十几名保安警察将其押解驱逐出境。傅麟被放出后，由于担心其在被押解的途中遭暗害，其学生和麻江中学的教师便跟随护送。当一行人到达大良田时，李光庭和周露阶早在那里等候，他俩假装不认识这些学生。李光庭同时对老师和学生们进行暗示，其中一个学生领悟到李光庭的意思，便向保安警察提出，因天要黑了，只能送傅老师到此。保安警察强调执行命令，学生们就故意与保安警察争吵，李光庭示意周露阶去做调解工作。在周露阶的协调和学生们的纠缠下，保安警察队只好同意就此放人，与学生们一道返回麻江。待保安警察离开后，李光庭将傅麟接到自己的客栈住下，第二天一早，又将傅麟送上前往贵阳的车上，使其安全地离开了麻江。

（未完待续）

（凯里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金科 撰稿）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凯里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