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永文

1930年4月至1936年1月，红七军游击转战、红六军团先遣西征、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五次出入黔东南的10多个县，在苗乡侗寨宣传革命思想，践行党的民族政策，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反动势力，播下革命火种，写下中国革命光辉的篇章，唤起了工农大众的觉醒，尤其是黔东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农群众在红军的教育和影响下，积极行动起来，支援红军行军作战，表现出了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开展。期间在黔东南工运史上出现了几个“第一”，对我国工运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位侗族工运领袖龙大道

龙大道（1901—1931），又名康庄，字坦之，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和杰出活动家。1901年10月生于贵州省锦屏县茅坪村一个木商的家庭。父亲是苗族人，母亲是侗族人。

龙大道从小学习认真刻苦，在家乡读完小学后，赴武汉、南京求学，后入天津南开大学学习。1923年，龙大道到上海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秋，党派龙大道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二年后回国。党组织分配他去参加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他先担任了中共曹家渡部委书记兼工人部部长，后调上海总工会组织部工作，之后任中共闸北部委书记。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与工人们共同劳动，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因而受到工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在周恩来的引见下，他与来到上海的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称是“半边老乡”，对他“康庄”“大道”的名字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7年1月，他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两个月后任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兼经济斗争部部长。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发动。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任闸北区指挥成员之一，带领工人英勇冲锋，经过28小时的激烈巷战，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取得战斗的胜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指挥工人纠察队进行英勇地抵抗，身受重伤，从工人弟兄的尸体堆里爬出来，后转移至武汉。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龙大道作为82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会后他被留在武汉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工作。6月，他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了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经济斗争决议案》，明确提出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要靠政治斗争来保证，工人阶级应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并支持农民获得土地的斗争，应建立可靠的工农联盟。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工人、学生被捕杀，总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被封闭，革命活动转入地下斗争。他这时在湖北省委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工作。8月，他在发动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大罢工斗争中，不幸被捕入狱。在敌人的监狱里，他面对酷刑和威逼，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他团结狱中的战友和敌人作斗争，研究越狱自救办法，经过周密准备，他组织几十个难友，凿墙越狱成功。出狱后他秘密组建中共汉阳县委，继续领导汉阳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工人部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书记，上海总工会秘书长等职，积极从事工运领导工作。他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团结、发动广大工人群众为提高自身地位、改善生活、反抗压迫剥削而斗争，成为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

1930年1月，龙大道回到上海任总工会秘书长，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丝厂的罢工斗争，发动工人为争取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进行斗争。当选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了龙大道、何孟雄、林育南等36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不久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大道毫无惧色，谈笑风生，将侗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在苏联的见闻告诉大家，互相鼓舞，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面对敌人酷刑拷打，他大义凛然，在法庭上怒斥敌人，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崇高气节。2月7日深夜，国民党以移解送南京为名，将龙大道等24位共产党人秘密杀害，慷慨就义，史称“龙华二十四烈士”。龙大道牺牲时年仅30岁。

龙大道等24烈士殉难后，全党震惊，周恩来在《群众日报》撰写社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称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的巨大的损失”。之后鲁迅先生悲愤地写《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著名的檄文。建国后毛泽东亲自签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颁发给龙大道家属，以褒扬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第一次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1930年3月，广西军阀以重兵向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军大举围攻，妄图扑灭刚刚燃起的革命星火。为转到外线活动，打乱敌人的行动部署，广泛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在转战中补充部队给养，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由军长张云逸、总指挥李明瑞率领第一、第二纵队3000多人到黔桂边开展游击战争。

4月30日，红七军由广西翻越月亮山区来到都柳江上游榕江县的腊酉寨、杨家湾，准备渡江攻打贵州军阀王家烈囤积军械粮草的要地——榕江县城。两寨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和蔼可亲，船工和群众主动为红军砍竹子、绑竹梯，将自家的楼梯献给红军攻城用，并驾船运送红军过江，红军迅速占领榕江县城南门外坟山、西南牛形坡、西门西山寺三处制高点。攻城战斗打响后，附近村寨的群众，也主动来为红军送水送饭、抬担架送伤员，支援红军。在“攻下榕江城，庆祝‘五一节’战斗口号的鼓舞下，英勇的红军猛攻猛打，当天下午六时一举攻占了榕江县城，取得了榕江大捷，歼敌500余人，缴获大炮2门、步枪600余支、子弹10余万发、无线电台1部、马500余匹、银元2万余元。战斗结束后，红军捣毁了县衙门，打开监牢大门，放出被关押的无辜群众。并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工人和其他群众受到了革命教育，提高了觉悟。

5月1日，红军在镇台衙门广场（今五榕广场）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攻克榕江城祝捷大会，简易的主席台中央悬挂着马克思画像，有6000多工农群众参加。大会由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主持，军长张云逸、总指挥李明瑞分别在大会上讲解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主张后，号召全体劳苦群众联合起来走革命道路，打倒官僚资本家，打倒地主恶霸，推翻国民党新老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接着台上台下鞭炮齐鸣，庆祝胜利。随后又把没收大地主龙三元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城里的工人们第一次参加庆祝自己的节日活动，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真理，又分到财物，个个喜笑颜开，欢欣鼓舞。这次大会是贵州省最早、规模最大的“五一”庆祝集会。会后，挑柴卖的潘老四和覃明祥、张榕生等几十人参加了红军。

5月4日，红七军离开榕江返回广西时，工农群众在码头依依不舍地欢送。为了帮助红军胜利回师，船运工人张桥生、刘洪坤等近百名船工，为红军驾驶大小木船50余艘，顺着都柳江而下至广西富禄。张桥生等5名船运工人光荣地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在红军的宣传教育下，榕江水运工人积极投入了革命的行列，对贵州革命和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部农村工人保护条例颁布及践行

1934年5月，贺龙、关相应、夏曦率领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后，于6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印江、德江、沿河一带开展苏维埃运动，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

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包括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石阡、江口及四川酉阳秀山等县毗连地域，纵横200余里，辐射到黔东南的镇远、岑巩、施秉、黄平等县，西有乌江天险，东有梵净山屏障，与川、湘、鄂毗连。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宣传队，奔赴各地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和10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并逐步壮大。

7月21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135名代表参加大会。大会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组织雇农工会和苏维埃代表会议、武装工农三大任务，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等六项决议，选举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女工和青工保护、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险、雇工方法以及劳动保护法令的执行方面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其中规定：“所有工厂劳动者通常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农村工人之工资，不得少于劳动委员会规定之绝对最低工资额……”“禁止女工举重或作危险工作，女工产后休息两个月，工资照发……”《条例》颁布后，特区工人的工资得到增加，劳动条件有了改善，劳动强度有所降低，这是贵州省第一部对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法规。

至10月24日，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的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力撤离黔东，挺进湘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为了加强对黔东根据地的领导，决定成立黔东特委，重新组建黔东独立师留守继续战斗。

第一次整编撤销红军工人师

1933年，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号召，在中央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为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要求苏区各级工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动员工人群众响应号召报名参军，保卫苏维埃政权。2月至4月，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工会筹备会、苏区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筹备会、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动员苏区工人带头加入红军，提出要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为保卫中央苏区做出贡献。8月1日，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筹建下，工人师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誓成立。全师由12800多名工人组成，暂编为三个主力团和一个预备团。工人师成立后，随即留在瑞金担任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又称之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1934年2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工人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师，在陈毅司令员的指挥下开赴永丰、龙岗前线，投入保卫中央苏区西线的反“围剿”战斗。9月，中革军委决定将第二十三师（工人师）与第二十一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在兴国阻击敌人。

10月20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长征战略转移，中革军委命令红八军团担负全军右翼掩护和殿后任务，并派工人师的创始人刘少奇为中央代表随军西征。由于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又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加上“左”倾领导人指挥红军搬着“坛坛罐罐”出征，中央红军经湘江血战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十分惨重，为保卫中央机关渡江，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被打散，第二十三师（工人师）仅剩1000余人。

12月13日，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黎平，鉴于红军减员严重，为减少部队机构，提高机动性和战斗力，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致电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和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并入红五军团，工人师被拆成5个营进行合编。刘少奇由红八军团中央代表改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按中革军委决定，12月16日至19日，红五、八两军团在黎平洪州到县城的行军途中完成了以工人部队为主的整编任务。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在《长征日记》中记载：“12月16日，因连日疲惫已极，特决定今日全部在洪洲休息，准备粮食。到后不久，又接军委电令，要五、八军团合编，以适应目前新的环境和任务，当即到军团部参加讨论合编问题。决定以两日行军间隙作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一天时间来实行编制工作。12月19日，上午全部时间均用来改编队伍，下午则继续出发到地西。是日我负责编制37团，编制后即到军团部工作。”整编后红军队伍恢复了元气，增强了斗志，振奋了军威，直驱入黔。

至此，在第一个中国人民军队建军节上成立仅存一年零三个月的工人师，在贵州黎平结束了光荣的使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走完了中国工人革命一个光辉的历程。

在黔东南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运史上的几个“第一”，为开展新时代的工人运动和工会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全州各级工会要牢牢把握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发扬革命传统，继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谱写黔东南州工人运动和工会事业的新篇章。

（作者系黔东南州总工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