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广交朋友开展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秩序稍转安定，李光庭于1946年3月又回到麻江大良田，继续经营“李记客栈”，以此隐蔽身份，结交各方人士。由于其乐善好施，并经常出面处理各种纠纷矛盾，深得周边群众的喜爱，甚至官员、商贾、士绅以及寨老对他都很尊敬，进步青年都愿意跟随他。
李光庭来到大良田不久，就结识了经常在客栈住宿的麻江县邮政局投递员周振华，并很快成为好友。李光庭时常向周振华讲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而且告诉他自己有许多朋友在解放军里工作。他要求周振华凡是自己与外面联系的信件，都要由周振华亲自发送。当李光庭了解到周振华家有学生寄宿时，李光庭便经常去周寓接触学生。通过对这些学生进行教育引导，使我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广泛传播，尤其在麻江中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步青年余彰权在李光庭指引下，不仅成为麻江中学闹学潮的骨干，且成为李光庭的交通员。余彰权曾按照李光庭的要求，前往凯里通知李长青、陈松禄等到麻江观音阁、周振华寓等处开会，商议对敌斗争方式和策略。与此同时，李光庭还布置知心朋友赵维楼、夏鼎彝与国民党当局党、政人员拉关系，秘密获取麻江县当局机构人员情况。当赵维楼获悉国民党县党部将派人前往小火壤调查陈光远家的来往客人和购买枪支的用途等消息后，便立即通过周振华紧急通知李光庭。李光庭闻讯后，立即前往陈光远家研究对策，巧妙地应付了敌人的调查，避免了危险。
这一时期，李光庭经常到麻江县城，经人介绍李光庭与县医院代理院长张明立相识，并很快成为知己。张明立在李光庭的建议下，到麻江下司的中心街开设“明星诊所”。诊所一开张便很快成了凯里党小组的一个新的秘密联络和活动地点。在下司期间，李光庭还结识了下司镇镇长吴帮荣，并与吴帮荣等8人结拜为兄弟，在李光庭的引导和带动下，吴帮荣为下司的解放和解放之初的“剿匪”斗争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湖北广济的夏鼎彝曾在国民党广西宜山军校四分校、都匀盐务缉私队、麻江国民党军政部直辖的陆军通信兵学校和麻江县政府等任职。离任后，与通校同事在麻江又诗乡开办过酒精厂，因此和李光庭交往密切，并成为知心朋友。1944年，李光庭了解到夏鼎彝妻子的兄长张相朝任国民党麻江县党部和县政府秘书时，便写信给夏鼎彝，要他出面请张相朝调查麻江县党部内部组织材料。夏鼎彝按照李光庭的要求，通过张相朝了解了麻江县党部内部组织情况后，亲自到大良田向李光庭作了汇报。接着，李光庭又安排夏鼎彝继续调查麻江城关“地头蛇”的情况。当时，麻江城关的“地头蛇”有周妖王（绰号）、彭老八（绰号）、熊泽亮、王泽普等。夏鼎彝在收集到以上人员的情况后，也及时向李光庭作了汇报。1946年，国民党麻江县政府军事科缺科员，经张相朝推荐，李光庭和夏鼎彝顺利打入麻江县军事科。在任军事科员期间，李光庭利用职务之便，查阅档案，很快就掌握了麻江县保安警察队及各乡镇拥有武器装备的详细情况。两个月以后，独山师管区来麻江征集新兵。由于李光庭对国民党穷兵黩武打内战感到极端的愤慨，同时还考虑到群众的疾苦，因而在征兵过程中，他要求夏鼎彝对各乡镇部分被征者假以“不合格”为由拒收，放走了一些穷苦农民。后被科长徐林察觉，将此情况报告了县长周国华。对此，周国华极为恼怒，当即将夏鼎彝开除公职。
河南省汲县的唐德明被国民党抓丁编入十九军七十二师当兵，1938年10月，随汽车大修队独立营来到贵州独山，从事黔桂铁路电信线路的维修工作。1945年10月，他由都匀到麻江大良田，在“李记客栈”歇宿时认识了李光庭，两人谈话很投机，很快便成了好友。通过交往，唐德明感到李光庭很讲义气，对人非常真诚，因而十分敬重他。唐德明在李光庭的感召下，思想逐步倾向革命，成了李光庭的得力助手。为了掌握都匀国民党军、政情报，李光庭先后三次到都匀唐德明家向其部署搜集情报的任务。唐德明利用工作之便，很快就将国民党都匀县党部的党员人数、职责等情况调查清楚后向李光庭作了汇报。1949年6月，李光庭已经打入了国民党炉山县保安警察队后，唐德明还专程从都匀赶到炉山，将搜集到的都匀“防共会议”有关情报向李光庭汇报。
第四节 打入敌营掌控武装
李光庭自来到大良田后，尽管所经营“李记客栈”生意十分清淡，但由于他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他的身份隐藏得很好。虽然国民党麻江县党部书记欧阳开政向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呈文，要求批准正式立案侦查李光庭搞“异党活动”，但由于证据不足，结果是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李长青则坚持在凯里发动群众，开展反蒋民主斗争。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令李光庭、李长青感到无比振奋。抓好武装、迎接解放，做好策反国民党炉山县军、警武装工作，便成了凯里党小组的头等重要任务。但是，由于解放战争已进入到关键时期，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进行垂死的挣扎，在其统治区安排部署各种特务、警察和军队，肆意抓捕和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稍有不满和反抗的群众便进行残暴镇压。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了做好建立革命武装的准备工作，李光庭坚持暂时不暴露身份，继续进行隐蔽斗争。为此，李光庭便在大良田租了数亩土地，以雇人种植烤烟为名，将青壮年聚集在自己的身边，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讲述革命道理，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正当李光庭秘密筹建革命武装的时候，与他在黔军相识的蒋泽霖突然到访。李光庭在贵阳时曾得到蒋泽霖在经济上的帮助，但蒋泽霖和李光庭在政治信仰上完全不同，蒋泽霖对李光庭的真实身份似解非解。蒋泽霖曾对李光庭说过，两人井水不犯河水。尽管如此，对于蒋泽霖的突然出现，李光庭还是不得不有所防备。两人落座后，蒋泽霖对李光庭说，他的一位朋友在炉山县谋到县长职位，要求蒋泽霖前去辅佐他，担任保安警察大队副队长。而蒋泽霖由于对炉山的情况不熟，想要找一位既熟悉当地情况，又靠得住的人帮撑。经过思考，觉得李光庭与他有过一段交情，且曾任过镇（远）遵（义）师管区营长，熟悉黔东情况，便特意来请李光庭任保安警察中队长以协助他工作。经过交谈，李光庭得知蒋泽霖说的这个“朋友”就是冯绍棠。李光庭知道，蒋泽霖系一介武夫，而冯绍棠则是中统特务，曾任贵州省社会处（即贵州省特务机关）处长周达时的秘书。此人系中统特务，不仅思想反动，而且手段极其残忍。尽管如此，但李光庭认为这是抓武装的绝好机会。在送走蒋泽霖后，李光庭及时找到李长青，将蒋泽霖的来意告诉了李长青，并秘密召集孙鸿涛、陈松禄商议对策。他们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以及所处的环境后。李长青提出让陈松禄进入保安警察队任分队长，李光庭担心这样会引起冯绍棠和蒋泽霖的注意，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最后他们决定，由李光庭、孙鸿涛在炉山负责抓全县的武装，李长青、陈松禄抓地方工作，并着手做周边各县的策反工作，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1948年夏初，冯绍棠上任炉山县长后，就立即召开中统特务会议，着手策划实施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部署的国民党要把贵州建成“戡乱建国之重要根据地”的指示，加紧对革命力量和进步活动进行镇压。他按照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的旨意，任命军统特务邓萍、杨柳为炉山县政府助理秘书，积极组织实施“应变”活动。同时，对内进行“清洗”，排除异己，解除了主任秘书孙鸿涛的职务。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冯绍棠原意安排其舅子赖新辉任驻扎炉山县城的保安警察队第一中队长，李光庭任驻扎旁海的保安警察队第二中队长。但李光庭考虑到旁海交通闭塞，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向蒋泽霖提出了改任第一中队长的要求。其实蒋泽霖也有意安排李光庭任第一中队长驻县城，以增强其对政权的影响力，两人一拍即合。最终冯绍棠还是极不情愿地进行了调整。当年7月，李光庭被任命为炉山县常备总队第一中队队长。
虽然李光庭顺利打入敌人内部，抓武装的计划实现了第一步，但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却相当险恶。国民党炉山县党部书记长黎安仁、中统炉山调查室主任任达德、炉山县教育科科长王启型等都是中统特务，而且李光庭属下的3个分队长的思想都相当顽固，给党组织抓武装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阻力。为便于开展工作，李光庭到炉山后，先把贵阳籍进步青年龙瀛洲安排在大队部任副官，安排麻江大良田的进步青年沈荣芳作随从。但不久，蒋泽霖派龙瀛洲去旁海“剿匪”，龙瀛洲不愿滥杀无辜百姓，消极抵制，被蒋泽霖革职，返回贵阳。冯绍棠和蒋泽霖为此指责李光庭用人不当，为防止沈荣芳受牵连，李光庭让其返回麻江大良田。为尽快掌握武装，李光庭加紧整顿自己的队伍，撤掉了一个分队长，并从麻江带来一批进步青年安插在自己身边，安排闵孝廉做文书，安排金先华任第三分队长，同时安排其他几名进步青年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等职务。李光庭和孙鸿涛在李长青、陈松禄等的配合下，利用各方面社会关系和适当场合，运用巧妙的工作方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扭转了逆境，把炉山全境的武装牢牢抓在手里，为后来炉山县的顺利解放打下了基础。
第五节 粉碎国民党的“应变计划”
1949年，随着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尤其是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摧毁，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摇摇欲坠。1月，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根据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旨意，为实现其反共复辟的图谋，共同秘密制定了“应变计划”。为落实“应变计划”，韩文焕受谷正伦之命在镇远召开所辖12县县长“应变”紧急会议，部署实施《贵州省反共救国施政纲领》，进行“戡乱救国”总动员。冯绍棠、蒋泽霖参加了会议，受领了“潜伏、破坏、煽动、投毒、坚壁清野、经营游击根据地”等反动应变任务。接着，镇远专署颁布《敌后全面游击总办法》，令各县选派党政军特骨干和地方封建势力头目，分批到贵州省干部训练团接受应变培训。炉山县冯绍棠、蒋泽霖、王富文（国民党炉山县参议员）、吕国富（国民党凯里镇镇长）、王统基（国民党舟溪乡乡长）、杨国斌（县常备总队少校主任督练员）、陈鹏（国民党清平镇镇长）、赖银均（县常备总队中队长）、杨耀宗（国民党翁项乡乡长）等先后参加了一个月的培训。这期间，以冯绍棠、蒋泽霖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骨干在炉山县积极加紧开展“应变”活动，他们不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向不明真相的群众灌输反共思想，而且还到农村勾结封建势力，煽动群众，搜罗土匪，建立反共游击队，密谋反共抵抗。
为加强其反动统治，国民党炉山县政府对保甲制也进行了调整和强化。调整后，全县共有3个镇10个乡102个保1339个甲，并规定在城镇实行“户长每日轮值巡查制”，在乡村实行“甲长五日轮值巡查制”，要求各乡村只要发现陌生人，其言行有妨碍戡乱行动的均要盘诘，并逐级呈报。对共产党的家属、亲友更是暗中严密监视。国民党炉山县当局为实现其愚弄人民和反共的图谋，还打出“反共救国”的旗号，向老百姓强行摊派所谓的“自卫捐”“救国捐”，由各镇乡按保甲人口的实数比例抓丁当兵和派征苛捐杂税，以充实国民党军队所需和上缴各种费捐。按照韩文焕的旨意，冯绍棠等在炉山县开办了乡镇反共头目训练班，秘密发展情报人员100余人，组成全县反共情报网络。同时还成立炉山县“反共救国动员委员会”和“反共救国保民委员会”，冯绍棠自任主任委员，颁布“炉山县反共救国动员组织规程”和“炉山反共救国行动纲领”，通过严查户口、连保连坐等手段企图切断中共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为加强反共力量，国民党镇远保安司令部和国民党49军司令部成立“雷（山）炉（山）游击纵队”，委任国民党雷山县县长郑铸成为纵队长、炉山县县长冯绍棠为副纵队长。8月，他们将炉山县常备总队改编为炉山县民众自卫总队，把全县划为3个“防剿”区域，将全县13个民卫大队改编为3个“防剿”大队，将15至45岁的男子强行编入防剿大队和民卫大队，并且建立运输、工程、“除奸”、传令等专业分队，各乡镇还成立了“长老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反动组织，搞“坚壁清野”，胁迫群众为他们卖命，在全县掀起了一股疯狂的反共高潮。由于国民党当局“应变计划”的实施，给炉山县人民政权的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阻力，这也是炉山县在解放后土匪横行、暴乱活动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未完待续）
（凯里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金科 撰稿）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凯里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