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统一刊号:CN52-0017 黔东南日报社出版

2021年07月10日

苏东坡的乐观人生

○ 周 军

青年苏轼才华出众,科考即一鸣惊人,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皇帝宋仁宗读过苏轼兄弟的文章后欣喜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无论是苏轼本人,还是时人对苏轼的期许都是很高的,可是世事无常,苏轼的一生,并不如意,大部分时间与贬谪外放相伴。

经历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以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后历经一贬再贬。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是他仕途最失意之时,也是其文学成就最显著之际。

由于被贬三地时不能签书公事,苏轼有充足的时间寄情文墨;贬谪生涯也使他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和人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此期间,苏轼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留下了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完成了注解《易》《书》《论语》三部著作。无论诗词、书法、绘画、经学,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已经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三地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轼在三地仍留下无数善举。

了解到黄州当地因贫穷而溺婴,苏轼积极奔走筹划,救活很多婴儿。在惠州,他积极为当地修建桥梁,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儋州,他劝耕种、推中医,兴教育。在《雪堂记》中,苏轼写道:“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他躲避的只是世人的机心,而不是要逃避世上的事情,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

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贬谪岭南儋州时期,苏轼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的日子,但是再困苦的生活也没有压垮苏轼,反而使他更加乐观、旷达。

在黄州,苏轼“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他“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黄州时,他自号东坡居士,岭南时,他独觉自省,思想更为深邃。乐观旷达、随缘自适让他看起来更为洒脱、飘逸。

虽然文学上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精神世界因为多历坎坷而更加旷达深邃,然而,这些也许并非苏轼自己想要的“功业”。苏轼初出茅庐即一鸣惊人,时人和他自己的期许并不是一介书生或一百里之才。对于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才子来说,后半生的贬谪流放让他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抱负无法实现,或许是他人生一大憾事。然举凡世上之人事,多崎岖少坦途。难得的是苏轼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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