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金科

孙应鳌是明朝的名臣大儒，是贵州最有影响的易学专家、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

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原籍直隶南京如皋。迁黔世祖孙华，明初调贵州龙里卫，永乐初迁清平，遂落籍清平（今凯里炉山镇）。其父为云南府同知。

孙应鳌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生之日，获赠送六条鲤鱼，其父遂命其名为应鳌。孙应鳌自幼聪颖好学，九岁能呤诗作文。十岁起受业于塾师周慎轩门下，能“日诵千言”，十分勤学，阅尽了家藏图书。十六岁时，其父调任云南保山知县，孙随父至保山，日不离书，口不停诵。十八岁返回清平，十九岁获贵州乡试第一，二十七岁举进士，随即入选庶吉士，复读中秘书，备朝廷内阁选用。二十八岁时（即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被礼部尚书徐阶请留于史局，因遭权相严嵩阻挠，改任户部给事中，第二年改任刑部右给事中，三十岁出补江西按察佥事（正四品）。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仅三十岁的孙应鳌出任江西按察佥事，并分巡南昌道。时江西有人称兵反明，兵部使者误捕九江300人。孙应鳌知道是冤案，替他们说清了原因，尽得获释，幸免于难。三十四岁的孙应鳌刚出任陕西提学副使，即建立正学书院，并亲书《谕官师诸生檄文》，提出了崇制、订学、论心、立志、破迷、修行、规让、饬礼、励勤、戒速、博理、讲治、进业、惇友、养蒙、严范的教育治学主张，被陕西推崇为办学宗旨。四十二年（1563），孙应鳌升任四川右参政，次年移镇剑南。第三年，龙州（今四川平武县）宣抚薛兆乾与副使李蕃有矛盾，薛兆乾聚众殴杀李蕃父子。兵备佥事赵教奉旨前往查办，薛兆乾惧而挟持参将贺麟叛变。都御史谷中虚束手无策，问计于孙应鳌。孙应鳌以英宗（先帝）视作比喻，说：“参将与天子孰轻？昔英宗北狩，于肃愍数语，国威益振，卒返英庙，今岂惜一参将耶？”孙应鳌所引用的典故是这样的：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丞相也先（又译为也须）专抚国政，屡犯明境，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又大举进攻，英宗帝信了宦官王振的话，率师“御驾亲征”，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未县西）即遭也先伏击，明军大败，英宗被俘。嗣后也先更进逼北京，诸大臣都主张南逃。兵部尚书于谦一面拥立英宗之弟朱祁玉为帝，改年号为景泰，一面调集重兵严守京师北京，并在城外率军抗击瓦剌军的进攻。这无异告诉也先：明廷已另立新帝，英宗生死，于国不足轻重。也先终于议和，英宗获释。孙应鳌借此事复谷中虚，意思是当时如急于营救英宗而用兵，未必能保全英宗性命。今如为贺麟而急于进军，贺麟也未必保全，如改用他计破薛兆乾，贺麟未必遇害。谷中虚用其计，委以监军，檄王少荫进剿，大创兆乾。薛兆乾携眷逃跑，终于被擒，贺麟亦获救。

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孙应鳌仍为四川右参政。时东川的蔡伯贯、田纯二人率白莲教反明，攻陷合州、定远（今四川的合川、武胜二县）等六七城，并打出帝王名号，震动川中的统治者。督府檄孙应鳌领兵会击。孙应鳌佯装不应，暗待时机。当蔡、田二人率白莲教人马远攻蓬溪（今四川蓬溪县）时，孙应鳌率兵乘虚出击，获胜。孙应鳌兵法运用熟娴，深得督府赏识。

隆庆六年（1567年），刚进不惑之年的孙应鳌升任四川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时郧阳涝旱交错发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孙应鳌体察民情，同情百姓，上疏朝廷请免光化等县秋粮，获准。穆宗皇帝继位，望治心切。孙应鳌及时向皇帝提出了“勤学、励政、亲贤、远奸”等十条建议被采纳。同时，在皇帝面前揭露了太和宫宦官吕祥贪赃枉法等罪行，使吕祥遭到皇帝斥逐。吕祥党羽随后便制造流言蜚语对孙应鳌进行攻击。为避免遭受陷害，孙应鳌被迫于隆庆三年（1569）托病辞官回归清平故里。

孙应鳌是王阳明学派的卓越再传弟子（徐樾为大弟子），心学研究十分有成，学识渊博。回到清平后，众生倾慕孙应鳌的非凡学识，纷纷前往孙庭求学问教。孙应鳌为满足大家的要求，遂建立学孔书院以居学徒，建立平旦草堂以接待文人墨客，研书论学，并著有《平旦草堂咏怀》。

万历元年（1573），神宗皇帝下诏修史，要记载建文（朱允文）死事。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朱允文（1399—1402）以皇太孙资格继位。明太祖在位时分封诸侯为王，势力十分强大。朱允文即位后，因部属势力强大，难以驾驭，他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的计策，企图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先后废削周、齐、湘、代、岷五王。建文元年（1399），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于北平，以讨伐齐、黄为名，号称“靖难”。建文四年（1402），燕王兵攻破南京，将朱允文杀死于宫中（一说逃亡），燕王即位，是为后来的成祖。此时承担修史的各位臣子，对建文死及众臣因建文而被株连革除而死之事，“人皆讳言之”而不敢书。时孙应鳌尚在郧阳巡抚，得知此事深感不安。他独自上疏，说：褒扬别人的儿子必须先褒扬其父亲，那他儿子受褒扬时于心才安；所以，褒扬别的臣子也必须先褒扬其君王，那别的臣子在受到褒扬时于心才安。建文年间的诸位臣子，委身于建文，志节甚伟，皇上深深地抚恤他们，并为之立传，让其名垂青史，这真是深厚无比的宠幸。但是，建文君至今未沾旷绝之典，没有按惯例授予谥号，恐怕那些已逝的诸位臣子灵魂有知，不会心安理得地享受皇恩于九泉之下，请求迅速恢复建文位号，商订追授谥法。这样做，纯粹是一个空名，但能使朝野舆论一齐归向朝廷，人心会更加巩固，即“舆论悉归，人心愈固”。要为在位仅仅四年的建文（朱允文）单独立传，恢复位号，不能缀附于洪武年间以混淆名实，只有这样，才能补国家信史之缺。孙应鳌所奏，虽未全被采纳，朱允文在明代始终无谥号，直至清乾隆年间才追封为“惠帝”，但其所奏留在宫中，举朝“皆目为昌言”。时曾得到张居正等大臣的拥护，《明史》也补记了朱允文的事迹。由此足见孙应鳌的高尚品质。

是年，孙应鳌向神宗提出先设兵备，后设提督军务，得到神宗批准，成为郧阳有军制之始。继后刑部尚书王世贞巡抚郧阳，以诗称赞孙应鳌：阅罢不须鞭贯耳，旧将从知也姓孙。

万历三年（1575），孙应鳌四十八岁时，升迁为户部右侍郎，不久又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成为第一位在朝廷担任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贵州人。他全力整顿国子监，使其出现了“严监视、勤考课”的新局面。万历四年（1575），神宗皇帝御驾国子监，孙应鳌进讲《尚书无逸篇》，成为贵州开省以来第一位给皇帝讲课的人。他借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委婉也劝谏神宗不要贪图享乐，要体察民间疾苦，勤于政务，爱护百姓，以图中兴。孙应鳌阐述精辟，入情致理，使得神宗皇帝大悦，破例命坐、赐茶，次日又赐大红紵罗衣料各一套，随后御书“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字幅，悬挂于文华殿作鉴戒。

万历三年（1577年），孙应鳌进入“知天命”之年。他经历了官场的险滩旋涡，看够了世间百态，尝尽了人生酸甜苦辣，遂以病辞官回清平，精心构筑学孔精舍，潜心著述。此后，朝廷先后于万历七年（1579）、十一年（1583）两次分别以国子监祭酒重新起用，复起官刑部右侍郎让孙应鳌回京城，他都借病推辞。万历十二年（1584），朝廷又任命孙应鳌为工部尚书，他还是疏辞不赴。明廷三次起用，而且职位逐次提高，然而孙应鳌却一再疏辞不就，说明了孙应鳌对官场中尔虞我诈、鱼肉百姓的深恶痛绝。

万历五年（1577年），孙淮海先生回到清平故里时，目睹家乡的残破景象，看到家乡民不聊生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景，他触景伤情，愤而提笔作了《荒城谣十二首》。从谣中可以看到他关心民瘼，痛恶苛政、贪官污吏而自己为官却无奈的痛苦心境。如：

秋日荒城隐暮笳，泰山猛虎永州蛇；

棱棱黄叶漫空舞，绕郭茅炊只几家。

他痛恨那些“羡财、贪求而不知止……虽有人之身，殊无人之实”的贪官污吏，说他们“千里为官只为钱”。《十二谣》中还有：

逻警官兵意气豪，韬无弓箭鞘无刀；

杀人白昼何须问，挂腹撑肠没野蒿。

此谣描写了卫、所的常备兵平时对庶民耀武扬威、骄横跋扈，却不娴熟刀、弓，对杀人越货的盗贼和横行乡里的恶棍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好让百姓被拄腹挂肠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真实情景。

孙应鳌辞官还乡，并三起三辞再不为官，本欲藉无官一身轻来闭门著书立说，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所耳闻目睹的人间悲剧使他心情十分抑郁、忧闷。以下的诗句道出了孙应鳌积聚在心中的无限悲情：

张翰秋风兴有余，归来感事泪盈裾；

鲈鱼不美莼羹苦，无限穷愁难著书。

由于孙应鳌忧国忧民，心情十分难过，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以致在朝廷晋升他为工部尚书（疏辞不就）的当年秋天，他就溘然辞世，享年只有五十七岁。他死时堂上二老都还在，父亲八十一岁，母亲八十岁，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孙应鳌死后葬于清平城外东南约三公里外宽阔的草坪上（原市第二职校南侧），为一大土冢，原竖有墓碑和华表，墓碑早毁，华表犹存。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孙应鳌族裔（第二十二代族孙）孙鸿涛重立墓碑，并作序刻于碑阴。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贵州巡抚郭子章，都御史宋兴祖、李时华为孙应鳌疏请赐谥。三十年（1602），神宗皇帝下诏赐以谥号文恭，并于同年在清平城内建“孙文恭祠”，郭子章作了祠记。

孙应鳌一生著述很多。清末贵州名士莫友芝从有关书籍中查到的书名，比其他记载全备。其中，见于《明史》的有《淮海易谈》四卷、《律吕分解发明》四卷、《论学会编》八卷、《庄义要删》十卷、《学孔精舍汇稿》十六卷；见于《理学传》和《千顷堂书目》十卷、《春秋节要》《四书近语》《左粹题评》《教秦语录》《雍谕》《学孔精舍续稿》《道林先生粹言》；见于《温纯恭毅集》的有《教秦总叙》《归来漫兴》《幽心瑶草》一卷、《教秦绪言》一卷、《学孔精舍诗抄》六卷等。

孙应鳌著述，其内容涉及哲学、教育、文学、史学和音乐等方面。以诗歌论，是贵州第一个有诗歌专集流传于后世的人。清代名儒莫友芝在其《黔诗纪略》中赞道：“五言乐府，沈雄森秀，直逼魏、晋，而无何、李、王、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品亦在初盛唐间，尤讲家所未有。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孙应鳌诗集《学孔精舍诗稿》，共收其作品约900首，明《诗综》曾选编其中《华山》诗8首，而《黔诗纪略》则选编了其中的458首。孙应鳌诗作，有不少是以忧国忧民、揭露社会矛盾和描绘山川景物为内容的，品位之高，深为众人所爱。

孙应鳌在晚明王阳明学派极盛时期，通过与王学弟子的广泛接触，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当时，黔中王门（指王阳明贵州学派）不仅存在，而且阵营还比较庞大。孙应鳌的哲学尽管在《明儒学案》中无载其名，然其思想理论的存在，影响之深远也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孙应鳌去世以后，传业无人，加上当时朝廷对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农民反叛的征讨连年不断，使其文籍、诗文、诗稿遗失、销毁不计其数，因而黄宗羲在写《明儒学案》时，可能未见到孙应鳌的有关论著、文章书籍，故未予之立传。可幸的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经莫友芝、莫详芝兄弟等人的整理搜集，终于使孙应鳌文集重见天日。

选自《凯里文史旅游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