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茂奎

认识杨座多年，以前只知道他是搞美术的，最近收到他的一本诗集《与伯爵同行》，意外之余大感惊喜！

杨座诗集《与伯爵同行》刚好选编了99首，犹如献给读者的99朵玫瑰，细品、近看，才能发现其中的瑰丽。

T·S·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中有过一段著名的判断：“就我们文明目前的状况而言，诗人很可能不得不变得很艰涩。我们的文明涵容着如此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用于精细的感受力，必然会产生多样而复杂的结果。诗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涵容性、暗示性和间接性……”不难看出，艾略特多年前的预言和想法现在已一一印证，诗歌写作发展到现当代，许多传统的东西转而成为实验与探索的基础材料，就写作价值而言，探索更应该成为新写作存在的重大标尺与意义趋向。现当代诗歌的发展，远远超越并打破了我们惯有的概念及准则尺度，已走上更为宽泛和深远的漫漫长路，诗歌写作呈现出无尽的探索性与可能性。

杨座的诗集《与伯爵同行》书名乍一看，觉得名字有点怪异，但细细一读，诗是城市文学叙事，呈现的是城市意象群：广场、花园、小巷、街道，甚至教堂。这些城市符号在他的诗歌中，如同“故乡”这个传统母题里的小溪、村庄、大山、稻谷、牛羊在我们的大多数诗歌中一样亲切、自然。我们知道，现代社会，城市与人类的关系日益紧密和复杂，城市特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城市正在成为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叙事对象，文学描写的重心越来越明显地转向城市生活和都市文明。

诗的生命力，取决于它对现实反映的真实和深刻的程度，它反映现实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诗人自己的独特艺术感受来达到目的。杨座诗集《与伯爵同行》没有停留在对城市事物的细致临摹上，而是以生命体验世界，以细微的诗心寻找营造于事物的生命质素，强化主观情绪，凸显心灵感受，逼近生命之实，切近灵魂之真。拒绝雷同化，立象与建构有他的独特之处。我们看到，《与伯爵同行》没有对城市做过多的正面情感建构，而是从侧面迂回，反向抒情。

《与伯爵同行》中没有对城市意象进行赞美，只是作为诗的嵌入元素进行审视。《城市的雨》中，“城市的雨/集体绕过屋顶/落在镜子里/它们光鲜/且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把雨拟人化了，“机会主义”不会让人觉得有多可爱。“在未知的小巷……有人 毁掉了那段旧城墙……一个摆设 是你的模样”（《给予》），有着淡淡的苦味。“华丽的高铁/ 寂寞的动车……从未接受过一次真正的旅途之邀/ 那束苦涩的黑色郁金香/ 掩盖 你的行程 /显得 秘不可宣，一次乘坐高铁旅行，显得‘苦涩’而‘秘不可宣’”（《卡拉的旅途》）。就连“你的声音/ 未完成的 部分/ 在萨克斯里翻滚 /成了嘲讽的 呐喊”。杨座性格和思想的独立性，决定了他诗歌创作维度的“自由不羁”和独具个性化的诗歌创造性，勇于尝试和开拓新的现代诗思是可贵的精神，辨识度也很高，他夸张、魔幻、冷静的诗思自由拼接贯穿整体，加上天马行空的虚实叙述、语言融合力的感染，都使他的诗歌让读者也获得了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杨座的诗，有很多离不开对自己绘画专业的意象审视。“把一幅画/ 颠倒过来一般容易/ 他摧毁了秩序/ 却说 自己就是秩序” （《空白的画纸》），“尽管如此 他确信 色彩的命运 在他笔中 取决于他的坚持” （《那夜 他绘画》），“还有飞出的小鸟 /在卑微生活的碎片里/ 变得 满是油污/ 在画里泛出磷光/ 多么的悲惨/ 多么的一无所获/ 这个世界里 印象主义/ 已变得不重要” （《印象主义》）。在这里，画面已经不重要了，成了情绪宣泄的载体。杨座在诗中，为自己画像“五官更加模糊/ 皱纹更加粗放 /板着的脸 /两条线垂得老长 /我的脸和自己的脸 /浑然就是两张不同的脸”，岁月如刀，容颜易老，杨座审视着自己七十年代的脸，“愁忧自己的老去”，只能“不知疲倦的画自己”，“一直不停歇 /为我和自己 /准备一幅老去的自画像”。“想象的画笔简洁/ 朔风的刻刀平稳/ 欲把这个春天一分为二 /没有一点思维/ 没有一笔多余 /没有一刀刻意……桃花朵朵/ 山水起身/ 对折的画面”（《欲把这个春天一分为二》），充分展示了形象的画面。

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语言的“肌质”和独有的技巧，杨座也有他的“黑色的秘密花园”，正如他诗中所说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表现的 没有什么是不可演变的”（《空白的宣纸》）。杨座的诗歌中彻底摒弃了华丽辞藻、枯燥乏味的语义，相伴而生的是新语境带来的新生诗歌体验，节制滥情反而使诗情无限弥散，把思想放在“我的”意识之外，恰恰达到另一种境地。

杨座的诗集《与伯爵同行》最重要的一点是反向的城市抒情。现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以“去自然化”为前提，所以，一贯的“城乡对立”审美立场使得“反城市”叙事成为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城市异化”议题的过度诠释，并将其运用为他们“反城市”的理论武器；而在中国，由于悠久的农耕文明背景使得知识阶层历来将审美理想投向自然田园，从而对城市保持着审美的疏离。总之，“西方因城市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对立而反城市，中国则因人工的营造物背离人的自然本性而反城市”（刘成纪《一种建设性的城市美学》）。但杨座的诗不是反城市，而是对城市的反思。

杨座出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对城市生活再熟悉不过了，这就决定他的诗歌创作如W·S·默温所言，诗“与生命的彻底性相关，与彻底实现一个人的经验相关，彻底地实现它、表达它，让它具有意义”（《巴黎评论·诗人访谈》）。他在城市度过，并在打量城市，有关城市中此时与彼时、此处与别处的即感与沉思，呈现了杨座对时空更迭的知性体味。《与伯爵同行》，体现了杨座对城市的另一种角度、另一类抒情。它表达了中年的艰难、困惑、忧伤，也体现着中年的开阔、坚韧、睿智。“我看见 我们扔出的光阴 /跌落 /在阴暗的河沟里 变得/ 支离破碎……城市关上灯/ 我发现 我们的梦里出现/ 白昼”（《城市关上灯》），尽管在这里城市“支离破碎”，但诗人环视看到亮光，发现“白昼”。

峭岩在《诗歌的现实精神主导性与多元的考量》中说，现实主义文学文本，首要的一件事显然是区别于桃花源式的叙述，区别于一般乌托邦叙述的叙述。 杨座的诗歌是贴近心灵的写作，对于他所感知的世间万物，他没有停留在对事物的细致临摹上，而是以生命体验世界，以细微的诗心寻找营造于事物的生命质素，强化主观情绪，凸显心灵感受，逼近生命之实，切近灵魂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