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维军

一

十万屯离思州古城很近，就在岑巩县思旸镇磨寨村，屯与古城相隔不过几里路程。十万屯建在磨寨背后的一座大山上，三面临崖，关隘重重，仅一条陡峭山路与外界相通，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如今当地极少有人知道它，就连磨寨人，都将它叫成了“石湾屯”。

岑巩叫屯的地方很多，比如凯阳屯、鲁溪屯、石坊屯、包家屯、大屯、小屯、军屯……起初不知何故，后来研究思州历史，才知道这些地名跟屯军有关，而且多是寨子的名字，是明清时期，朝廷统治者在思州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历史产物。

“十万屯”——好大的气势啊！当我偶然获知这个地名的时候，一下子来了兴趣，特别想去一探究竟。可是当我终于找到十万屯的时候，发现它竟然不是寨子，而是一座山顶上的军事古屯堡。

“十万屯，口朝天，十万人马驻半边，嚆箭扎里头，白纸糊外边。”提起十万屯，磨寨杨氏老人们还会脱口吟出这首歌谣来。

83岁的杨洪武老人幼时念过私塾，深谙杨氏家族史。他说，关于十万屯的这首歌谣，反映的是十万屯的地势特别险要，上面驻扎过兵丁，存放过武器，但实际上十万屯并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夸张地唱出来只是想吓唬前来攻屯的土匪，“白纸糊外边”指的就是糊弄外敌之意。

听到老人口中说唱的歌谣，我早已按捺不住，心仿佛飞往了眼前耸入云端里的十万屯。我急不可待地询问屯的情形。老人们说，上屯只有寨后一条小路可走，又窄又陡，多年没有上屯，不知还能否找到上屯的路。看到我急切的样子，71岁的杨启钧便去邀来几位熟悉情况的老人，一起换上爬山的行装，拿起刀具，朝着高高的十万屯攀爬而去。

由于常年鲜有人行走，去十万屯的小路几乎难觅踪影。老人们弓着身子，凭着记忆在树茂林深的陡坡上小心翼翼地攀爬着，中途迷了好几回路。我有些担心和后悔，心弦绷得紧紧的，生怕老人们有所闪失。

摸索爬行到半山，终于看到一座石头垒砌起来的关卡，一道由石泥堆垒起来的长墙像巨龙一样从关卡处呼啸而起，窜进陡坡密林。老人们说，上十万屯只有这条独路，你们都看到了，上山都得靠爬，要想突破重兵把守的关卡和防御墙，简直比登天还难。一路上这样的关卡还有好几处，难怪古时再强大的土匪势力都没能攻破过十万屯。

登上十万屯，极目楚天舒，一览众山小。四周群山如聚，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十万屯仿佛坐拥十万雄兵。屯堡周围的防御墙有的还在，有的已经损毁，中间是一层一层的平台，台前都是人工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堡坎。老人们说，以前这些平台上建的都是房子，住着杨家几百上千号人呢。如今房子早已不见了，变成了果林，高大的板栗树就像当年杨家号称的十万屯兵一样，密密麻麻地挤在屯头。

二

杨启均是杨氏家族史的传承人。他告诉我，杨氏祖籍在江西南昌，明末时一世祖杨光辉随军入黔，因功受封为千户头目，在思州府（岑巩县古名）近郊择地屯军。杨光辉会武术，有文化，在磨寨定居后，特别重视对子孙的教育，组织他们习文练武。数百年来，崇文尚武一直是磨寨杨氏家族的优良传统。

说到杨家的辉煌历史，杨启均从一口木箱底下取出一本祖传的杨氏族谱给我看。这部族谱叫《墨谱流芳》，是一位叫星杰的杨氏官绅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编撰而成，历经130多年传承，族谱纸张已经泛黄，但秀美端庄、优雅沉稳的毛笔字依然色泽如新。翻开墨谱，一股浓浓的书香味直钻鼻孔，杨氏一门入黔240多年的历史如同波澜起伏的画卷呈现在眼前。

这是一本难得的民间族谱，体例完备，视野弘阔，内容翔实，表述生动，字体优雅。这是我在岑巩看到的极具文史价值的民间族谱。

《墨谱流芳》在追溯杨氏一门源流时写道：“世传祖籍江西南昌府属，分游黔省，住居思州，或自辉公始。行色匆匆，直抵思旸。”杨氏在磨寨是白手起家的，生活条件简陋艰苦，几代人居住的房屋都是茅草房。《墨谱流芳﹒火记》描述：“结草为屋，编茅为壁。”茅草房易引发火灾，经常火烧连营，杨氏一族反复陷入穷困境地。杨氏力图改变命运的主要法宝就是兴办教育，严训子弟习文练武。族人视做官为最大的追求和梦想。后来杨家通过习文练武，5房子孙不断出秀才、探花，出了不少文官武将。

“名为八大房，维时家道未卜，丰享而科甲，渐见显荣。胜国、胜安、胜贵俱补博士弟子员，皆登仕路，耀门庭，光先人耳！其后房有人，家家和顺。耕者力田，糊口读书，文章显世，光前裕后，人文之蔚起！” 《墨谱流芳》这段记述，说明杨氏一门努力耕种是为了养家糊口和供子弟读书，由此来光耀门庭，振兴宗族。

磨寨出了读书人，考取功名在外做官的人越来越多，家声势力日渐显荣，于是安身立命的寨子也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墨谱流芳。火记》写道：“我族之屋宇，造自乾隆嘉庆，补葺于道光，堂构之称，可无愧矣，隔河两岸，百余幢耳！”磨寨的茅草房变成了木瓦房，对河两岸，鳞次栉比，好不气派繁华。

教育的力量使杨氏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于是发达起来的杨氏初心更加坚定，他们修建宗祠，立下族规，创办私塾堂馆，开辟练武场，聘请严师教育训练子弟。

《墨谱流芳》收录同治十一年（1872年）杨氏官绅杨星炽的一篇记述，这篇记述说：“我祖明末入黔，宗祧至今，八九代人矣。丁数百余口，烟户百十余家，粮田积广四五百亩，学馆推尊四五堂。嘉庆、道光赴文闱者有人，赴武闱者有人，经理学中公干者三四代。应酧府衙门重件四五人。当军兴之秋，族中更赖有能人矣。”说明磨寨杨氏发展到清朝中后期，不仅人丁兴旺，而且拥有大量粮田资产，仅学馆就有四五处，族人习文练武蔚然成风，青年人积极参加文武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者很多，在衙门和军队里都有做事的能人。

三

杨氏一门在磨寨繁衍生息，平稳地度过了将近200年的太平日子。到了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社会震荡，民不安生。

咸同年间，水火、刀兵、瘟疫、暴政，夹杂交织，像飓风一样席卷黔东，加剧了社会矛盾，思州府及周边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烽烟四起，社会大乱。

“离乱世界，坐船怕过兵差，坐家又怕练丁。古人云，大兵过，篱笆破。”“老幼羁身，日虑无糊口度活，夜苦无栖身安寝。”“饿殍遍地，道死者相重。”“避难者，人山人海。”“田园荒尽，不见人耕。” 《墨谱流芳》的记述，反映了清朝咸同年间，思州府当时的社会状况。

由于思州府的特殊地位，黔疆大小战乱，它都难免其祸。咸同年间，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声势浩大，历时长久。张秀眉领导的苗军打下天马雷公田后，在此设义军总部，持续多年作战，将战火燃遍整个思州。

在四起的烽烟中，思州百姓为了保命，团结起来、穷尽一切力量上山建屯。一个村寨或一个宗族，组织力量将“寨子”从平地移动到险要的山顶上去，用石头修筑起坚固的防御设施。有条件的就购买枪炮作防御武器，条件不好的，就打造梭镖、刀枪或从山中捡来礌石作防御武器，并组织族中丁壮日夜防守。发现匪情，屯中立即燃放烟火，屯中丁壮老少妇弱，全都手抄武器，誓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太平日子，人们下屯劳作，发现匪情，立马上屯躲避和防御。这种避敌办法，比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还有效。一时间，思州城乡的大小山顶上遍布起这种防御屯。直到今天，它们依然藏身山顶，雄视村寨，成为一道道山顶奇观。

“同治三年，阖筑十万屯之屯堡，烟火二百余户。”“我屯于贼窜之夜，初更时遥见一碗水坡路，火光时亮，即呼上下寨邻，星夜上屯。四更，城中铜炮大震，火光四起。屯上之人，未遇其害。从此屯中大兴土木。”“初更后，各坡之顶上，处处皆见火光……每夜所见坡顶之火，数十处耳。”

《墨谱流芳》清楚地交代，咸丰八年（1858年），苗军攻磨寨，一把火烧毁杨氏辛苦几代人建起来的家园。同治三年（1864年），杨氏举全族之力，在寨后山顶建设十万屯，200多户人家搬迁上屯避乱。后来，思州府被苗军攻破，而近在咫尺的十万屯，却安然无恙，于是杨氏便在屯中放手经营。此时，一到夜间，思州府地处处山顶皆见火光，说明群众在山顶建屯避难已是普遍现象。这些记述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日夜不得安生，平地不能活，只能躲上山顶石屯，抱团抗争，才能保命。

四

杨氏一门不愧是千户头目的后代，磨寨所建十万屯，仅从名字的气势上就是大格局，就够吓唬人的。十万屯的实际规模，在思州府也是首屈一指的。通过杨氏寨老的指引介绍，我得以对十万屯及其周边布局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了粗略的印象。

十万屯自与别的石屯有着很大的不同。别的山顶石屯，构筑单一，不过就是一座简单石屯，开几个进出的门，四周修建围墙，里面仅能容纳几十上百号人，没有其他附属设施，群众建来仅是躲避匪患，用的武器就是一些火铳、大刀、长矛，更多的是捡来的山石。而十万屯，却是一处防御周全的军事基地。

杨洪武老人说，十万屯是军事指挥中心，上面驻得有部队和群众，有枪有炮。周围还有其他军事设施，分别派有兵丁把守。有个地方叫马坐职，专门用来骑马射箭习武的，以前磨寨代代都有射箭好、武术高的能人；有个地方叫孔目山，相当于瞭望哨，专门用来观察敌情。马坐职中间有一座山，叫中间坡，是发号令的地方。中间坡有一湾头建有兵工厂，专门用来炼钢铁打造兵器，目前还遗存一座好几米高的炼铁炉，地上还有厚厚的一层铁渣。磨寨对门的一座山叫炮楼坡，安排有几门大炮在坡顶上，如有土匪进寨，就打炮消灭。

《墨谱流芳》记述，咸同年间，苗军多次攻破过思州府城，却未能一次攻破过近在咫尺的磨寨十万屯，原因何在呢？我想，除了十万屯建在险要的山顶易守难攻之外，还应得益于周边先进而严密的军事防御系统、杨氏熟练的军事指挥能力和训练有素的家兵队伍的保卫能力。

十万屯是建在杨氏家门口的军事基地，也是摆在他们家门口的“战场”。十万屯的建设和实用，激发了磨寨杨氏的尚武精神，族中子弟，人人争先，为保家卫国练武强身、射马射箭。在动乱年代，与来犯之敌的防守与进攻的较量中，逐渐形成一支指挥和训练有素的家兵力量。杨氏势力最终发展到不仅能够保卫磨寨一族的安全，而且杨氏中的能人，还逐渐组织和掌管起一支强大的地方民团力量，担当起思州地区的治安防务。

道光年间，磨寨杨氏子孙中，出了一个叫杨星炳的增生，习得一身好武艺，受聘主办思州府团练，因保境安民有功，陆续升任县丞、知州、府经历等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其子杨宗墀出世，杨星炳在老家学馆悉心教化，聘请严师教文习武。宗墀自幼聪明，喜读书，尤好骑马射猎，弄刀舞剑。青年时期，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最拿手的是一条软鞭，使得出神入化，无人能近其身。身逢乱世，宗墀在家组织青壮年习武保卫家境安宁，令远近来犯之敌闻风丧胆。

“宗墀自同治二年（1863年），从戎江南、南阳、新野、邓州等处，数载凯旋。”后奉命协助湖南布政使兆琛、湘军名将席宝田在思州、镇远、三穗、沿河、雷公山等地平乱，因功被朝廷记名简放，赏加提督衔擢升云南边防副督办，兼带两营部队驻防麻栗坡，代表中国政府处理边防外交事务。

杨宗墀主持云南麻栗坡边防事务7年多时间，经常跟法国（当时越南被法国侵占，边防吃紧）边防人员打交道。在外国人面前，宗墀不卑不亢，处理边防事务以祖国利益为重，决不委曲求全，谨守爱国爱民宗旨，对法越方面有损中国人民利益的行为英勇斗争，寸步不让，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宗墀爱国爱民，为官清廉，告老还乡时，清廷诰封他为建威将军，当地群众结队欢送，家乡百姓夹道欢迎。

杨宗墀的儿子杨建藩文才出众，成年后投身军营，随父戍边，在父亲麾下掌文书，主办文案，主管机要。由于父亲年事已高，不耐远行，经常派遣建藩为全权代表，赴越交涉谈判，办理公务。杨建藩在越南结识了革命党人，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准备回云南策应起义。后因事情败露，起义未获成功。清廷准备对杨宗墀发难，宗墀辞差告老还乡，建藩也随父解甲归田。

五

磨寨杨氏，不管是在治世还是在乱世，崇文尚武的初心始终未有丝毫改变，越是在乱世，越是重视对子孙的教育。

同治十一年（1872年），磨寨官绅杨星炽记述：“古言读书不负人，爰集族中小子有造者数十人，延请严师训饬，或可厚望于将来耳。”光绪年间，磨寨一自称“吉士”的杨氏读书人记述：“少置良田地，多教贤子孙。当日族中，五馆肄业，府考名拔前茅。”“视吾族之文经武纬，代不乏人。”

长期以来，杨氏不仅在磨寨重视教育和治安，还积极倡办思州府的教育和民团力量。同治六年（1867年），磨寨官绅杨星杰在思州府主持办理考试局，发展振兴思州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杨建藩随父回乡后，时局依然动荡不安，他积极倡练民团，维护社会治安，并以民团为基地，发展革命力量，宣传民主共和。民国十三年（1924年），杨建藩成为思县（岑巩县）代理县长，大力整饬团务，加强社会治安，仅半年，社会大治，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杨建藩卸任后，回到老家磨寨，随后又出任县保卫团总监、团总职务。

杨建藩在岑巩历史上是个文武兼备的官绅，他一生好学不倦，酷爱诗文，著有《莼园诗稿》两卷，诗中反映他一生从戎为官的经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重大事变，诗文大气磅礴，格调雄迈低沉，反映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

杨建藩不仅在社会治理上有方，而且在家庭教育上也大获成功，他养育了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大有出息：长子杨洪鑫，做了福建省宁化县县长，国民党十五军军需主任；次子杨洪森，做了贵州省岑巩县参议长、盐务局长、税务局长和征收局长等职；三子杨洪垚（尧），当过国民党陆军少将，当过浙江省吉安县县长，后来又做了贵州省玉屏县县长。

杨洪垚（尧）15岁高小毕业，升入省城贵阳师范学校学习，17岁考入黔军第一师模范营当兵，后随军长王天培出师北伐，参加攻克南昌战役，做过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土地革命时，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淞沪会战、南浔线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湘鄂赣边区扫荡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抗日战争中，他战功赫赫，曾先后获得“光华甲种一等奖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和“千城甲种一等奖章”。杨洪尧从国民革命军连长一路升任到团长、国防部总参谋部高级参谋、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第一组代组长、陆军少将、国民党中央特派东北战地视察官等职，当过国民大会代表。

从杨宗墀，到其子杨建藩，再到其孙杨洪尧几兄弟，磨寨杨氏一门出现了“爷孙两将军，父子三县长”显荣，一时誉满黔中。

民国元年（1912年），唐继尧率滇军入黔，在任贵州都督期间，亲笔题写“将军第”大匾额，悬挂在磨寨杨宗墀老宅的大门之上。

遗憾的是，解放前夕，以杨洪尧为首的磨寨杨氏国民党官绅10余人，死心塌地为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效劳，顽固不化维护自己的地主阶级利益，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最终以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