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尚刚
最近，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新增了一批展品和文献，一展柜内的红军货币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张是原旧州区委书记何华祥送交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并保存至今的红军纸币，这张发黄的纸币是1933年红军在井冈山印制的中华苏维埃壹元“红钱”。
据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记载，这张红军纸币是旧州镇居民汪明成在1988年6月12日拆除自家的房屋时，于梁柱和横梁衔接处发现的。通过对家中长辈的一番询问，汪明成得知这张纸币是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2月底来到旧州时，向他的爷爷汪少富支付的购买柴火的钱。红军离开旧州城前往瓮安后，汪少富担心纸币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就将这张纸币藏匿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逐渐被汪家人所淡忘。后来，汪家在拆除自家房屋时发现这张红军纸币，并立即送到当时的旧州区委，当时的区委书记何华祥于第二天将这件文物送交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这张红军纸币在经县委党研室30多年的精心保管后，最近决定将其移交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作馆藏展品，供广大游客观赏。
这张壹元的红军纸币，长11.7厘米，宽6.6厘米，纸币正面呈赭黄色，上方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宋体字。中间有列宁头像，头像的右边为“壹”、左边为“圆”，四角各有一个“壹”字，下方印有“凭票即付银币壹元”8个宋体字、钱币编号和毛泽民的俄文草体签名，四周为龙凤花纹。纸币背面为浅绿色，该纸币设计精美、纸质甚佳。据文献记载，当年红军在井冈山苏区发行的红军货币，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江西瑞金叶坪组织印制的。
1931年，毛泽民从上海来到江西瑞金时，正值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的决议下，成立了苏维埃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家银行，并委任毛泽民为国家银行行长。当时，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苏区的货币不统一，当时各地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单是各级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余种，还有布钞10余种。杂乱无章的苏区金融市场，严重阻碍了区域性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为确保中央财政的正常运行，保障红军、苏区各级政府的开支和人民生活，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加强中央财政领导力度，并将苏区货币统一流通。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同时，还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实行统一的货币交易。为印制出纸质优良、设计精美的中央苏维埃货币，毛泽民同志花费了大量心血。首先是印制货币的纸张就是一大难题，当时这种纸张不仅红区没有，而且白区也很少见，就是有也不易购买并运送回来。于是，毛泽民决定自力更生来制造。他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并组织起100多人的造纸队伍，办起了一个“土洋结合”的造纸厂。随后，发动群众采集树皮、竹子、麻皮，配以破布、烂鞋等，经水漂、刀剁、石捣、捶打等若干道工序，历经5个多月反复试验，印制红军纸币的纸张才制造出来。优质的印钞纸制造成功，毛泽民在钞票的图案美工设计上又面临新的难题，票面图案的设计要独特、合理，绘画要紧密、清晰，且工艺精美考究，才不易被人仿制，这需要找到具备深厚的绘画功底和雕刻技术的人才，而这种人才不但在红区难以找到，就算是在全国也无法一下子找到。毛泽民正在为寻找货币设计人才而焦头烂额时，一位从福建苏区来的同志告诉他，福建省长汀县有位叫黄亚光的县委干部擅长绘画，还写得一手好字。毛泽民得知此消息时，高兴得跳起来，他立即向中央反映，要求立即抽调黄亚光来江西。然而，中央保卫局告知他，黄亚光已被定为“社会民主党”成员，并遭到关押。毛泽民认为国家银行正在用人之际，必须有黄亚光才能完成苏区货币的设计任务。毛泽民亲自去找当时担任中央保卫局局长的邓发说：“我要用黄亚光，你下令放了他吧！”邓发没有同意要求。毛泽民又去找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强烈要求释放黄亚光。经过其一番努力，黄亚光终于被“解放”出来。后来黄亚光在回忆中感慨地说：“当时如果没有毛泽民，我早就倒在‘左’倾错误的枪口下了。”
黄亚光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一个富裕家庭，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回国后以教书为业。在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任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不久因“左”倾错误路线扩大至长汀，黄亚光同其他县委领导也被诬陷为“社会民主党”成员。他眼看着同志一个个被错杀，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但又弄不明白其究竟，思想处在懵懂之中，只好等死。轮到他被押往刑场时，执法人员突然接到“枪下留人”的命令，这才使他得以从死神面前逃脱，捡回一条命来。事后，黄亚光才知道是毛泽民冒着自己也可能成为被怀疑对象的风险，把他从刑场的枪口下救了出来。
毛泽民将黄亚光接到瑞金叶坪，给他安排了两间宽敞的房子，同时派给他3名助手（两名图章镌刻老师和一名图画老师），并立即开始工作。对于红军的新货币设计工作，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对黄亚光的设计工作提出了要求：设计苏维埃政权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应融“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群众性”于一体。由于敌人对井冈山苏区的严密封锁和破坏，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黄亚光是第一次设计货币，因此在紧张中又面临重重困难。国家银行千方百计派人从上海买来绘图笔、圆规、三角板等工具，黄亚光一边回忆自己使用过的一些钞票样式，一边开始了红军纸币设计。为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黄亚光在设计纸币时绘制了镰刀、锤子、谷子、麦穗、地球、五角星等图案，并将它们有机组合起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了政治色彩。其中，壹元和贰角面值的纸币上还绘有列宁头像。当时印制的红军纸币，必须由相关负责人签字发行才可流通交易，这些货币除了有行长毛泽民签字外，有的币种还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的签字。
此后，黄亚光除了设计纸币外，还设计了银、铜铸币。红军统一货币的正式发行和使用，对红军各根据地抵制国民党法币的渗透、繁荣苏区经济、活跃市场、稳定人民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
黄亚光给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设计绘制的苏区货币图案，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他正式调到国家银行工作后，共为苏维埃国家银行设计过9张钞票图案。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毛泽民心里还惦记着党的财政工作。他认为：长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护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而经济工作方面的人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人才也必须保护。长征出发前，有人不同意黄亚光随红军转移，毛泽民对此坚决反对。他说：“我看他（指黄亚光）没有什么问题，是个好同志，没有他，我们的票子就发不出来。他有特长，我们要用，我还是那句老话，有问题我们可以控制使用，但他必须走（参加长征）。”就这样，黄亚光得以随中央红军长征，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到达陕北延安。后来延安党政干部搞肃反运动，康生一伙不经中央同意，擅自搞所谓“抢救干部运动”，实则迫害党的干部。当时任中央经济部长的毛泽民再次站出来保护黄亚光，毛泽东也及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使这位多才多艺、贡献很大的人才幸免于难。
1934年12月26日凌晨，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攻下贵州黔东南重镇黄平城后，把城内所有商铺的布匹和粮食都购置一空。通过补给休整，红军自长征以来缺衣少食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陈云同志（时任中央红军军委纵队政委）攻下黄平城时，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士兵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光矣。”红军从12月27日陆续向旧州进发，在天色快黑下来时抵达旧州马靛街驻扎。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没有进家入户惊扰群众，而是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大街上准备架锅做饭。心急的战士从井里打来清水，将随身携带的大米倒进锅中，但却忘记了准备烧饭用的柴火。看着已经下锅“洗澡”的大米，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战士们，一个个“干瞪眼”，只好向老乡求助。
红军战士驻扎的地方，虽然有不少的住户，但在寒冷的冬天，家家户户都需要烧柴取暖，多数人家存放的柴火并不多。红军战士不好去向这些住户开口购买，只得沿街四处寻找，最终在木匠街附近看到汪少富家两侧板壁下存放着较多的干柴。一位领头的红军指挥员敲开汪家虚掩的大门，看着有点害怕的户主汪少富，笑眯眯说：“大叔，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专门打地主和为穷人做事的。今天来到你们这里，由于天太晚了，无法上山去找柴火，您看能卖点木柴给我们烧饭吗？”出于对这些扛枪军人的害怕，汪少富哪敢说不，连忙说：“可以，尽管拿去。”就准备转身回屋。这名红军见状赶忙对他说：“大叔，这些柴火我们不白要，你就收下这点钱吧！”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元纸币向汪家购买了三捆杂柴。汪少富推脱不下，才收下这张红军纸币。红军还告诉他：“这张纸币可以换取银币一元，您可以到西上街的朱家店面（时为红军长征临时银行）交换。”当时的旧州，一元银币可抵上几十担柴火。汪少富被红军和蔼可亲、关心百姓的行为所感动，并没有将这张红军纸币拿去红军长征临时银行兑换，而是决定将其珍藏起来留作纪念。
红军离开旧州往遵义方向进发后，汪少富为了不让“白鬼子”知道自己有红军货币而招来横祸，就悄悄将这张红军纸币珍藏于自家堂屋的梁柱和横梁衔接处，除了他以外，家人根本不知道这事。这张红军纸币在横梁上一藏就是50多年，汪少富自己也把藏“红钱”的事给忘了。1988年6月，汪家在拆除自家旧房时，这张壹元的红军纸币才被发现，80多岁的汪少富这才想起红军向自己购买柴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