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丽宏

那天，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广场，忽然看到一个人，依稀是初中同学。我张嘴才发现，他的大名已被三十年光阴无声磨去，蹦到嘴边的是他的绰号：“老鸦。”

愣神间，他看到了我，上来大手一伸，叫一声：“红脸蛋儿！”

我们对暗号一样，认出了三十年前的自己，不由得哈哈大笑。

那时候，班上几乎每个人都有绰号。绰号，伴随着我们一路成长，同我们一起喜怒悲伤，旋浮旋沉。

眼前这个“老鸦”，真记不起他的大名了，只记得他特别喜欢说话，嗓音又粗又单调，呱呱呱、呱呱呱，像教室外枝上的乌鸦；我呢，因“六一”儿童节演节目，老师为我化妆化过了头，两只脸蛋通红如火烧，从此落了个“红脸蛋”的名号。

在我们的谈话中，许多顶着“绰号”的老同学忽然在眼前浮现：一个男生一冬不洗脚，脚后跟长满了厚厚的黑皴，被叫作“黑疙痂”；有个女生嘴尖舌快不饶人，被称作“蒺藜球”；个子矮的被称为“地咕蛹”，个子最高、经常排头的被称为“将军”，脑袋小小的那个被称为“家雀蛋”，皮肤黑的被称为“锅门黑”，一个男生，因为长得白，被叫作“妮儿”，还有个精瘦精瘦的同学，被唤作“蚂蚱”……

“受害”者，其实还有老师。老师的绰号，都是隐秘传播的，谁敢拿到明处啊。记得数学老师，衣着不检点，讲课时伸臂指点黑板，裤门处露出了内裤，被学生私下里称作“红裤衩”；政治老师，讲起话来很高冷，被称作“娘娘”……

那时，头脑里没有善恶感，起绰号，似乎就是寻开心，是为了挥发多余的精力。我们根本认识不到那是对别人的一种冒犯和侮辱，相反，还有一种创造的快乐似的。

绰号，摆也摆不脱，撕也撕不掉，似乎见不得光，但总是被明明暗暗地流传，让同学间的交往，充满着防备与一报还一报的忙碌。

我的好朋友敏儿，却对自己的绰号丝毫不在意，甚至还有点接受的意思。她性格和缓，人文静，绰号“老等儿”。虽然，上学放学等她最多的人是我，对“等”她时的焦灼无奈、催之又催体验最深的也是我，但我从来都没烦过，也总在为她抱不平。记得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吃完午饭，去唤她一起上学。1点了，她家竟然还没有起火。往常很多时候，我娘会把她叫到我家吃午饭，因为她没娘。她娘在她六岁时就死了，她是在邻居们的接济下长大的。

那天，我跟她一块儿抱柴烧火，熬米汤，熥馒头。做好饭再吃完，到学校，迟到了。能不迟到吗？都3点多了。老师认定我们俩去田野里疯跑了，就让我们站在教室门外接受惩罚。

她一边抽泣一边说：“是我连累你了，以后你别再等我了。”我说：“那可不能，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她含泪的大眼睛里闪着亮光，说：“那，我们永远做朋友好吗？”

两个小女孩儿的低语，被老师无意听见，便赦免了我们，让我们回了教室。

而今，被称作“老等儿”的敏儿，正坐在一家省会医院的专家门诊，和缓地等待着每一个患者的到来，温柔地向他们提供帮助与治疗。

她的绰号，竟应了命运，抑或是与她性格的吻合吧。

我想，大多数的人们，都会记得自己曾经的绰号吧。隔着漫长岁月再去回忆，会不会微微一笑、云淡风轻？会不会愤愤难耐、转而释然？与绰号和解，说到底，也是跟那曾经生涩的、甚至不堪的时光和解吧？

绰号，竟成了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