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宗成

据说，请人写序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如果把新著比喻成新婚，那么新书首发式相当于新人婚礼，作序者所言，相当于是给婚礼作证婚词。在农村，有资格作证婚词的一般是母舅，或者是四村八寨里德高望重的长辈。

师弟刘燕成一向清醒稳重，不承想这次却冲动了——居然请我给他和几位女士合著的《擎天大地》写序。我虽然经常醉酒，但脑子倒不糊涂，深知自己揽了这个“瓷器活儿”，可没有那个金刚钻！

推辞不掉，只得勉为其难了。这次，我倒要给陌生的《擎天大地》作证婚词了。

我知道，这不是露脸，而是出丑。既然不惮出丑，自然该有其理由的吧。我努力想了想，理由大概有两条。

其一，我有为《擎天大地》的出版鼓与呼的义务。《擎天大地》的作者都来自我的家乡天柱。天柱历来不乏舞文弄墨者。舞文弄墨表面看热闹，其实寂寞得很。我以为凡是舞文弄墨者，必是耐得住寂寞的人。推而论之，凡是耐得住寂寞的人，都应该获得应有的关注和敬重——对那些“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人，尤应如此。

《擎天大地》的作者，我都认识——不仅认识，而且投缘——最关键的是，投缘之外，尚有一份敬重。这敬重，自然就成了鼓与呼的理由。

即便人微言轻，微波不兴，又有何妨？

即便佛头着粪，大煞风景，又有何妨？

最坏的结果，不过是在寂寞之外，再添一点寂寞罢了！

其二，《擎天大地》是散文集，而不是小说集，这就让我有了旁逸斜出或者借题发挥的勇气。

我看得最多的，是小说；而写得最多却是散文。我喜欢小说，却亲近散文。因为亲近，我便觉得，即便说一些过头的话，也算不得冒犯尊长。或者说，我在此公然贩卖私盐，也算不得违法乱纪。

有人说，写散文是最没有难度的，一个人只要认识俩字，就可以写散文。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散文门槛低，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迈进门槛后要想登堂入室却难。所以，写散文者众，而真正以生产名篇佳作而名世的却少。

我同意作家祝勇“散文急切地需要一场革命”的说法。在散文革命中，所有的陈规陋习都应当打破，所有的陈词滥调都应当排除，所有的陈年老账都应当重新审视。既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对散文的样式进行规定，那么，所谓的篇幅短小、一事一议、咏物抒情、以小见大，就只能被认为是散文界的自我禁锢。尽管中国散文有着优秀的传统，尽管中国散文不乏光耀一时的篇章，但是当它们成为人人必须仿制的样本，进步的可能就被取消，散文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没落的文体。当诗歌、小说、戏剧先于散文进行自我拯救，散文革命的急迫性就更加突出，而这种革命，首先应从拒绝样本、恢复文体的活力开始。

其实，这种革命早就悄然开始，现已呈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我愿意在此向那些义无反顾的先驱致敬：钟鸣、张锐锋、宁肯、庞培、于坚、苇岸、李敬泽、祝勇、杜丽、孟晖、马莉、蒋篮、汗漫、赵柏田、敬文东、王开林、彭程、凸凹、韩春旭、洁尘、黑陶、雷平阳、王族、范晓波、谢宗玉、刘亮程、熊育群、格致、朝阳、周晓枫、狄马、玄武、苍耳、傅菲、江少宾、沈念、张宏杰、陈蔚文、马小淘、张悦然、江子、李晓君、赵荔红、姚雪雪、宋唯唯、塞壬、郑小琼、方希、安意如、安妮宝贝等。

《擎天大地》的作者刘燕成、潘银梅、徐明珍、龙春兰、张兰银，在我的家乡天柱率先发出了散文革命的声音。而这声音，由于它的不确定性，而具有别一种面目；而这声音，由于它的年轻和活跃，而具有别一种悬念；而这声音，由于它无法重复的独特性和永无休止的创造力，而具有别一种意义。鲁迅先生曾对白莽遗诗的意义有过中肯的评价：“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我想，如果对鲁迅的话稍做改动，而用来评价家乡五位作者的散文，也未尝不可。

背景虽然迥异，生死自是不同，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热心肠何尝有过时代的差异？

有人说，散文不是人人皈依的教义，而是纷纭的言说，是去向不同的行者，是灵魂高蹈的自由……

即便这样罢，我这篇蹩脚的证婚词，也难以归入散文的行列——它哪里有丁点散文该有的样子呢？

不过，力尽才竭，即便作者和读者和我计较这些，也只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