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田清

我家的老屋为砖瓦结构，砖是没经烧制的泥巴砖， 通称水砖头， 房梁用木材，上面盖青瓦，湘南俗称水砖房。

前几天，老屋拆了。这栋屹立了整整43年的老屋，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了。

老屋走过沧桑，也历经繁华，是父母用半辈子心血铸成的，那一砖一瓦、一木一梁都凝聚了父母的辛劳，浸润了父母的汗水。

老屋是岁月的见证，也是一部厚重的家史，刻录着父亲的憨厚和耿直、母亲的勤劳与善良，记载着时代的步伐，浓缩着我的情感，早成了我灵魂的一部分。

我的童年是在湘南古村久安背度过的，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一到晚上，家家户户都点起油盏，黑夜里的点点灯火，就似那天上的星辰。清晨，袅袅炊烟笼罩在村子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诉说一个个古老的传说。

我的祖父是个武师，家境比较殷实，家里修建有一栋四合院的青砖瓦房。祖父生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我的父亲最小，排行老五。

开始，子女小的时候，祖父一家的住房还比较宽裕，但到了子女成家后，父亲三兄弟每人只分得两小间，一间当厨房，一间住人，三家共用一个客厅。

我们一家六口，都挤在这一间房里，姐姐是老大，住在楼上（也就是搭了一层木板），楼下摆两个床铺，父母一铺，我和哥哥、弟弟三人挤一铺。

1975年，当时担任村会计的父亲，花了七百元，买下了位于村前翰林祠旁、村里一栋作仓库用的泥砖房。

于是，我们一家就搬到了这里，这一年，我还不到九岁。

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年，因年久失修，通风漏雨，摇摇欲坠，父亲决定将我们住的仓库推倒重建。

当时家里穷，买不起红砖，于是父亲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黄泥巴做水砖头。

修建一栋屋子要几千甚至上万块水砖头，这些全是父亲用双手一块块打出来，一家老小用双肩一块块挑回家的。

秋收后，父亲在一个叫黄泥坝的稻田里，挖一个大泥塘，将黄泥击碎，再浇上水，然后拉上一条牛，来回反复地踩踏泥巴，使之搅拌匀称成浆状，融合成有黏性的的砖泥。

有时，借不到牛，父亲就自己用双脚踩，光着脚进到大泥塘，一脚一脚将泥踩匀实。

砖泥踩好后，父亲先是用稻草盖着沤上两天，然后就开始制作砖坯了。

制砖的 “砖模子”木框，有长、正方形两种，长的叫条砖、正的叫方砖，一般有20斤左右。

父亲将砖泥使劲地甩进模子里，再用铁丝制成的“弓”，将多余的泥巴撕开拿掉，松开“砖模子”后，一块成型的砖坯便出来了。

等到水砖头成形后，父亲便一块一块码好，使其晾干。为防止水砖头干裂，父亲还时不时在砖上洒些水。

六七十年代，那时交通工具十分缺乏，不要说汽车了，我家连板车也没有。黄泥坝离家大概有两里路，如何将水砖头运回来，成了当时一大难题。

父亲是村里有名的硬汉，没有车运输，就用肩挑。他一担挑八块，一头四块，有一百六十斤左右，每天往返十多次，直到精疲力尽。

姐姐那时正在读高中，每次去上学时，挑一对空畚箕放在黄泥坝，放学了就顺路挑一担回家。

那时姐姐才十七八岁，每次挑四块八十斤左右，其劳动程度对一个少女来说，可想而知。

我和哥哥那时年纪还小，但我们也参与到挑砖的行列中。哥哥挑三块，我则只能挑一块（一头半个断砖）。

就这样，我们一家花了整整两年，燕子衔泥般一点点凑齐了建房的材料，个中的艰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1979年，我家的房子正式开始修建。

父母为人好，在村里人缘也好，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闻讯后，纷纷赶来帮忙。下脚、砌墙、盖瓦都不要报酬，连工钱也不要，只负责供两餐饭。

七十年代末，全国的经济都还比较落后，我们家也很穷，每天只能水煮一些从自留地里采来的白菜、萝卜等，再从坛子里挖一些片子豆腐、霉豆腐、了豆角之类的给帮忙的师傅吃。

遇上赶集，去镇上称斤把猪肉，和红薯粉炖成一大锅，算是开洋荤了。

在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建起了这栋二百来平的水砖房。新房落成时，乡邻们都夸父亲有本事，父亲也很骄傲。

建成的水砖房格局为四室一厅一厨一披厦，中间是客厅，两边分别有两个卧室，父母住左侧前面，姐姐住右侧前面，我和哥哥、弟弟住右侧后面。左侧后面这间，因为连接厨房，所以就用来放水缸、水桶之类的物品。左侧后面是厨房，右侧为披厦，用来关牲畜、堆柴草等。

当时，盖披厦的瓦不够，只盖了一半就没有了，父母一下又拿不出钱买瓦，只好弄回一些稻草盖上。时间一长，每次刮风下雨，总是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老屋承载了我儿时的欢乐，也托起了我儿时的梦想，更多的是伴随我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蹉跎岁月。

她如同一个时光的宝盒，装满了我所有的美好，有成长路上的欢歌笑语、跌倒爬起来的磕磕碰碰，也有童年走过的无数快乐和懵懂，仿佛是一张张老照片，至今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那样醇美、那样亲切。

清晨起来，阳光照进老屋窗子的薄膜；放学回家，还未迈进老屋的门槛，就闻见母亲早已做好的饭菜；月夜里，老屋被月光覆盖，是那样美丽。

老屋里，无数个深夜，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熬夜为我做鞋，那穿针引线的声音，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一次次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

而姐姐每天晚上，都会坐在客厅里打草鞋。

六七十年代以前，蓑衣、斗笠、草鞋是庄稼人的三件宝。那时生活困难、物资紧缺，人们下地干活、上山放牛砍柴，不分晴雨都穿草鞋。草鞋既透气、轻便、防滑，而且十分廉价，其编织材料是稻草，故称草鞋。

姐姐编织草鞋的手很是灵巧，她正坐在长板凳上，双手在一个木架上忙碌地穿梭着，灵活地上穿下引，将手里的稻草在草鞋绳内一上一下缠绕，身子不时后仰，把草编拉紧。再加上一些布条，草鞋变得更加柔软，外观也好看许多。

那时，每双草鞋卖四五分钱，姐姐打草鞋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学费，还贴补了家用。

时光流逝中，我们姐弟慢慢长大。

1982年，我第一个走出家门，到遥远的地方去当兵，离开了老屋。

后来弟弟也去当兵了，我们都开始了在外漂泊的生活。姐姐出嫁后，只有父母和哥嫂仍住在老屋。

再后来，哥嫂拆除了老屋右边的两间卧室和右侧的披厦，盖了一幢小楼房。

前几年，村里翰林祠拆除消防通道时，老屋的厨房也被拆掉了。从此，老屋就只剩下一间客厅和左边的两间卧室。

不知是那年，哥嫂把这两间卧室打通，办了一个经销店，还买了几台麻将机摆在客厅，供村里人娱乐。

站在哥嫂新盖的楼房上俯视老屋，她显得是那么矮小、破旧，但我对老屋的情怀，始终不曾改变。

每次回家，我都会围着老屋转一转。眼前的老屋，就像自己容颜苍老的父母，他们用和蔼可亲和期待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儿女们每一次回来或离去。

如今，父母都已离开我们多年，离开了他们居住生活几十年的老屋。

每次站在老屋前，父母当年辛勤忙碌的身影，就会浮现在眼前。手摸老屋的泥墙，父母的音容笑貌，更会展现在眼前。

我的母亲勤劳善良，里里外外的操持，缝缝补补的活计，厨房灶膛的掌勺，母亲都十分娴熟。童年的我们，在母亲的照顾和呵护下，似乎从没有受过委屈，衣服虽不华丽，但都是浆洗得干干净净，生活虽不宽裕，但日子调理得井井有条。

母亲英年早逝，她活在这个世上，仅有五十五个春秋，一次意外事故，抢救无效离开了我们，在老屋里闭上了她那不舍的双眼。

我的父亲普通而平凡，十几岁就下地干活，当过队长、会计、支书，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养育我们。父亲厚道、淳朴，既不打麻将，更不赌博，喜爱读书看报，这些优良的品德，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在七十二岁那年，也告别了人世。

父亲是晚期恶性肿瘤，癌细胞扩散到全身，那天我带着弟弟，冒雨驾车连夜赶往长沙湘雅医院，无奈将父亲接回老屋，我们4姊妹陪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日子。

没有了父亲，没有了母亲，老屋已人去楼空。

今年八一，我回宁远参加战友四十年入伍聚会，抽空回了一次老屋。

老屋大门紧锁，空无一人，哥哥在广东打工，嫂嫂在从江带孙女，经销店出租给一个叫勇庆的房族侄儿，等了许久，他才从镇上赶集回来。

在客厅，我对着父母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躬，为父母上了三炷香，烧了一把纸钱。

此时，我既看到了老屋的熟悉和亲切，又感到了老屋的寂静和凄凉，空荡荡的老屋内，再也没有了儿时一家人在一起时其乐融融的气息，再也看不到父母可亲可敬的笑容，听不到他们喊我乳名时亲切的呼唤。

这是我最后一次走进老屋，半个月后老屋就拆了。

返回贵州后，我的记忆每天都深深萦绕于老屋，每一缕温柔的炊烟，每一声亲切的呼唤……梦里梦外无不依偎在我的心头。

我的老屋，我的父母，他们是我的根、我的魂。

就像这人世间的轮回，老屋已经随着岁月远去，甚至消失，而我的怀念，始终蹒跚在子夜斑驳的残梦里。

我只想，若干年后，愿我的魂灵还能长居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