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 瑶

后疫情时代，有一天我突发感慨：在经受疫情和经济下行等多重折磨下，个体生命何其渺小。

2020年初，因为武汉，我特意把李修文的《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两部作品找出来，作为非常时期的精神食粮，期待在文字里与他相遇，在纸上对当下的生活与他交流。

20来岁就凭借《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两部小说一炮走红的李修文，堪称是我们年轻一代作家的典范，因为生计或其他原因，他整整消隐了十来年。十二年后，李修文以《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重新走入大众视野，这十多年他暂时离开，但距离文学并不遥远。

2017年，李修文推出了散文集《山河袈裟》，该部作品后来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19年9月又推出《致江东父老》，这两部作品深深打动了我。

众多的篇目我是打湿眼泪读完的，《每次醒来，你都不在》里的老路；《郎对花，姐对花》里的烈女子；《长安陌上无穷树》里的那个不满二十岁的清洁工、岳老师和七岁的小病号；《鞑靼荒漠》中以歌声证明自己存在的“莲生”；《一个母亲》中扮作盲人的母亲为自己儿子挣钱治病的老人；《她爱天安门》中不能接受欺骗而杀人的 “小梅”；《义结金兰记》里那只情义如山的猴子。他在文字里构筑丰富多彩的人生，上升的、下沉的；明亮的、黑暗的；希望的、失望的；颓废的、振奋的 ……每一个字，都直击人生的要害和痛楚。从他笔下的《猿与鹤》，处处透露着小人物的辛酸、生活的不易，我更多看到小人物们像猿猴一样，终日被人玩弄，供人取笑，只为得到几颗糖果。在他的文字中，我们何尝不是芸芸众生中最卑微的那一个？

天下可爱人，都是可怜人；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李修文在《致江东父老》的书封上写下这样一句话：“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他把视线投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仿佛与我凝视、对话，他们其中的某一个或许就是微不足道的我。油菜花地里，荒寒的窑洞中，又或东北小城，西域戈壁，在明处，在暗处，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这些卑微的小人物一次次来到他的笔下，诉说生活无尽的悲喜，这些小人物是别人也是自己。

当某一个深夜，我在阅读赵华甫先生六堡村小人物系列作品时，我迅速把李修文和赵华甫联系在一起，从他们肆意汪洋般的纸上江湖，读懂芸芸众生的命运。他们都是在为这些微小的众生立传。

六堡村位于贵州麻江县东北部，以畲族为主。据史料考证，明朝时期，六堡村最先由仫佬族开发。明洪武年间朝廷为巩固边疆，扼守云南，皇帝朱元璋遣兵屯守贵州，设屯堡，置卫所。六堡村地名是明朝官府设屯堡，拟在此设第陆堡，以陆堡冲屯军，后因故未设成，六堡村因此而得名。

世界上最小的那个村庄一定属于我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书写生养我的那个村庄，那是我的胞衣之地，是道德向善的地方，有我斩不断的血脉，我最初的文学梦想就诞生在这个叫着圭研的地方。最近我的诗集《独爱人间最小的村庄》刚获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就是以“圭研”这个小村庄作为切入点，用诗歌的方式写它的爱、写它的恨，也写它的颓废、写它的成长。我希望用最简短的文字切入日渐凋敝的村庄，期待它再度充盈起来，“这些年，故乡越来越瘦/瘦成一粒米，藏在我血管里。”

是的，这个浇筑故乡的地方让我们魂牵梦绕。这一粒米，藏有人世间所有的卑微。

晚唐诗人、词人、五代时前蜀宰相韦庄有一句诗：“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不忍面对残破的故乡，不想打破对故乡美好的幻想，故而不回乡。故乡是我们的牵绊，关系每一个曾经在故乡生活过的人。作为一名写作者不应该回避故乡的问题，应该俯下身子往混沌处想，往人性的深处发掘。写作是我的一个生存方式，也是生命的一个表达方式。

同样，有400多年历史的六堡，在赵华甫先生的生命里，一定也有着和我一样切肤的感情。

生长在那里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内涵。他们的生微不足道，他们的死也微不足道，但是他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文学殿堂里，是值得尊重的，尖锐的、是伟大而不可企及的。

从赵华甫写的六堡村小人物来看，我更愿意把这些散文当成小说来阅读。比如《大仙的晚运》这篇散文，文中的“大仙”形象在老街，在我上班的办公楼下有很多，每次上下班路过那里，我都会驻足一小会，不是听他们天南地北的神侃，而是想让我的灵魂慢一点、再慢一点，与他们同频共振。比如《福贵》，福贵因老婆移情别恋后自己服毒自杀，我真期望这是一篇小说，“福贵”是虚构的，现实的福贵应该像他名字一样，是幸福、快乐的福贵。

贾平凹的《秦岭记》一书由57个短小故事组成。故事的主人公有山川河岳、庙宇灵窟、树精石怪；有长人脸的獾、移炸药的狐、通人性的狗、会说话的鱼；有高僧大德、良医匠人、哑巴智障者；有仗义之人，也有屠狗之辈。他写《秦岭记》的时候并不在意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散文，只是一股脑儿地随心所欲，信笔而去。他在“后记”中说，水是无法分离的，装在方的容器里它就是方的，装在圆的容器里它就是圆的。

我曾与一位老算命先生有过长时间的聊天，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我们聊天的那个下午/他表示免费给我问一卦/我笑着说，再强劲有力的笔/也难写好‘命运’二字/罢了，罢了。他深邃的眼睛/仿佛透着无尽的悲凉。”

他们多数的命运与赵华甫写的“大仙”差不多，他们是天下最普通的、最卑微的生命个体，他们是值得我们写进文学作品的，实现在文字里永生。

《重点所在》是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随笔之一，透过文章本身，我们看到永恒的人性。她在战火燃烧的围城中排戏、演出、观剧，她写道：“演员和观众在前往剧院的途中或从剧院归来的途中，都有可能被狙击手的一颗子弹或一枚迫击炮弹打死或致残。”生活不是戏剧，却往往更具戏剧性。她对这段经历的叙述，我从她的散文随笔中读出了小说的味道。

我一直认为，散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虚构的。虚构是文学创作的最原始行为，散文是私人成分较大的文体，在真实性的基础上适度虚构是存在的。

赵华甫先生笔下的桥德、才爷、“青蛙”、 强生、卯公、石保、安福、福贵、炳应等等小人物是存在的，他们纯朴、勤劳、有趣、善良、贫穷、狡黠、无助，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天底下的小人物是如此相像，这或许就是中国乡村小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吧，他们像人世间最朴实、最真实的泥土一样。

梁晓声在散文集《小人物走过大时代》写道：“我之散文，自然也有不少写自己情感、情愫、情怀、情调和情绪的篇章，但更多却是写他者的——那些平凡却又引起我关注的他者。”

他的写作触及回收废品的小贩、买股票亏了钱的村妇、加班累病的年轻人……当被问及为何会如此关注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时，梁晓声坦言，他对这些人的记录，近乎一种本能。

我们在书写小人物的同时，事实上是在梳理内心荒芜的世界，他们或许就是小小的自己，当我们把笔触探入他们细微的情感变化时，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反思和剖析，我们在回忆过往，他们像电影胶片一样迅速占领我们的大脑，狡黠的、凌乱的、温馨的、荒唐的、挣扎的、质朴的形象让我们笔下的“他们”不知所措、词不达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凝聚在情感深处，如一束强烈的亮光，穿透整个乡村和整个时代，看透人间百态。

直至有一天，我们在慵常的日子里忽然发现，自己也身陷其中，他们就是人世间那个小小的自己。“他们”在无数个深夜悄然醒来，撞击脆弱的内心，窗外还伴有低沉的雷声和沥沥的小雨。

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在精练的短诗《日子》里，曾有一个反问：除了日子，我们还能活在哪里？他们活在慵常的日子里，“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的写作指向更为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