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茂奎

越山又出诗集了，不同的是这次诗与书法同辑。《双面人文》无疑是一次打破传统文学集子出版的尝试。

《双面人文》收录了越山的八十二首诗，同时也收录了越山的八十二幅书法作品。古人诗、书、画兼长的大有人在，但出诗集的同时，连书法集也一起出了，这种形式在我的记忆中，近代是没有见到的，可谓独树一帜。至于是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尚未可知。

《双面人文》收录的诗，有记录“不夜城”“公交车”“广场”等城市的意象，也有“梦的狂欢”“梦的生机”“说谎的时代”“交谈”等个人情感的宣泄。诗歌主要是越山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体验和升华。书法则是古诗及古诗句的书写，为行书和草书。

《双面人文》中的诗，是一种个性的表达，它体现为一种人性的迷惘，带有缺陷的个体上保持至真至善的孤独，生命的美就是在这种迷惘孤独中执着地寻找某种人生价值。越山在诗集中安放了自己真情的思考，安放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细节，这些带有普遍性的思考情节，是真挚而感人的，同时，也是诗人情感的再次出发的明证。诗歌写作是一个持续化的过程，是一直在路上的过程。捡拾生活碎片的同时，如何在时代洪流中保持自己的抒情风格，继而歌吟自己的声音，异常重要。越山以诗抚慰心灵，远离尘世喧哗，安静而落寞地陶醉在打造自己诗歌宫殿的梦幻里。

越山是美术科班出身的，绘画与书法创作应先于他的诗歌创作。他的书法也有诗的浪漫与狂放。对书法，我纯粹是门外汉，水平只存在于“写得好看不好看”。我们知道，在书法历史上，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在秦书“八体”、新莽“六书”和石经“三字”的基础上提炼出“四体”，是着眼于字学和书学的双重观照。卫恒在蔡邕《篆势》和崔瑗《草书势》的基础上撰成《字势》和《隶势》，同时以“四体书势”命名和绾结全篇的做法，确立了“体”“势”在书法理论史上的地位。魏晋以降，书法形成钟（钟繇）、卫二派，钟派通过王羲之的传承而大盛，终成中国书法史的主流，卫派则匿迹于历史烟尘之中。而越山的行草，有破体之势。所谓“破体”，简单是指行书的变体，最早是指王氏父子书法中的献之“改体创制”，就是王献之在父亲王羲之的书体规范基础上，新创书体，自成一格。具体就是一般说的行草书。献之也是史上公认的破体书法鼻祖。后人有诗云“始从破体变风姿”“文成破体书在纸”。可见，破体之说当是褒义。破体的精义在于立足传统规范基础，博取各体多家特色，臻于创制新体、自我作古的境界。因此，破体往往也就是宗师大家首开风气的创新标志和主要成就。当然，我不敢说越山取得如此成就。

破体之说后来沿用、引申到了其他领域，不独书法破体，各体艺术的流变创新都有破体之功。书无定体、文无定法，实际上要看的还是作者的基础功力、经验识见、审美趣味和动手实践的能力。作为艺术家的诗人，越山深知“法无定法”。在古代，儒家的变易哲学是其较早的思想根源，在佛教禅宗兴起与传播的过程中，道家的自然无为和怀疑精神被激活，并与般若空观共同促成这一命题的出场。 “法无定法”破除成规的创新意识，以意运法的创造精神，随机运法的活泼心境。

我们在创作中往往形成一种定式而难以突破， 越山没有固守文学与书法的边界，诗歌创作从古诗中吸取营养，从书法中汲取营养。书法又从诗歌创作中吸取营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多栖”的越山一次文学与艺术的跨界。

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之所以会“三栖”“跨界”的现象，正是受文体约束之后的带有对抗色彩的反弹行为。当然，“跨界”“多栖”不代表广而杂，而是不设限，给丰富的人以开放立体的生长空间，打破文学主体身份的边界。多栖写作可以视为他们对文体的一种探索实验。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主体身份的边界不断模糊，创作与研究相互滋养、学理与诗情彼此共生，在有限的文体结构中愈发凸显人坚实蓬勃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体验，其个人的审美气韵无不自然流动于多种文体，从而激发无限的文学活力。《双面人文》不失为一次打通文学边界的尝试，我们有理由期待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在未来碰撞出更令人雀跃的火花。

创意写作文学博士叶炜认为，重合多种身份恰恰是创意写作从业者的理想状态。我们也可以认为，身兼绘画、书法、诗歌于一身的越山，恰恰是打破文学边界理想的人。

《双面人文》让人看到了越山对诗歌和书法的执着，借用他集子开篇的书法中的一句古诗“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