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勇恒

要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首先要对生产力的本质有准确的理解。因而对生产力本质内涵的追问并作出学理上的解读，是我们阐释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前提。

一、何谓生产力

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洞见，有多种范式。一般认为，传统生产力理论是指斯大林范式下的生产力理论，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论”的思维方式，它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并将自然界视为人类征服和占有的对象，忽视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隐含着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理解的狭隘性、定义的偏颇性问题。换言之，传统生产力理论将生产力定义为“人类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显然，这是将生产力置于人与自然对立关系基础上来理解的。上个世纪以来，鉴于世界各国的发展方式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影响，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诸多国家基于追求经济快速增长需要，无视自然生态后果而盲目地发展经济，通过生产力的滥用不断加剧发展过程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最终酿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这充分表明，站在人与自然对立关系角度所定义的生产力内涵，已不能适用于生态文明发展框架下的生产力发展之需要，因而亟需对生产力的定义进行新探索与新的界定。

当前，较为普适的生产力定义认为，所谓的生产力，是指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力量，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及文化价值理念等要素在内所合成的用于服务生产实践的系统性力量。这一新的定义摆脱了传统生产力理论的约束，试图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毋庸置疑，从系统论视角定义生产力是关于生产力理论探究的创新尝试，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 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根本动因：人类学研究对生产力本质的揭示

对生产力本质的揭示，是人类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化）之动力机制探究过程中产生的学术贡献。进化论人类学自诞生那刻起，就致力于探究人类的发展问题。在早期人类学家对发展问题的探究进程中，关于发展内涵的界定与相关讨论一直是放置在进化论人类学的话语框架下展开，以至于“进化”与“发展”的内涵在诸多研究成果的表述中是重叠的。只不过，进化的初始含意则没有预设明确的方向性，它似乎只是指事物秩序的一种自然展开。相对而言，发展被赋予了明确的方向性，即预设人类不断向好的方向演进。事实上，当进化被赋予方向性时它与发展的内涵就基本重叠了。如今，“发展”已经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人类事务，发展堪称这个时代被讨论与关注最多的“关键词”。尤其是，当人类活动影响到地球生态系统时，人类这一特定物种的存在及其所倡导的以追求经济无限增长为终极价值指向的发展方式，业已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哲学问题。

在探究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本质及其来源的漫长进程中，新进化论人类学家怀特的理论洞见可谓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根本性揭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探究的重大理论突破。在《文化的进化》一文中，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A· White，1900-1975）明确指出文化进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类技术进步及其所催生的能量获取效率的提升，而技术进步是人脑功能进化不断升级扩展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类技术创新的递进式推进与获取能量效率的不断提升，是人的能动性与创新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怀特的文化进化动力理论的函数表达式C=E·T（C为文化，代表人类社会本身；E为人类社会成员单位时间获取的能量，T为人类的技术手段，代表人类所建构的科学知识体系状态）表明，技术的进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类单位时间内获取能量效率的提高，是人类文化（文明）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马克思作为人类学文化唯物论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正是受到怀特的文化进化动力理论的启发，他从生产力研究的角度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洞见。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1904-1997）于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人类学关于发展动力机制研究成果的高度肯定。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国家共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洞见，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在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共识，并因此而驱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以来致力推动自然科学研究的日新月异，以及日趋精细的专业分工与学科分化。凭借日趋精细的专业分工与学科分化，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领域的不断突破，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支撑。

遗憾的是，我国作为东方大国基于复杂的历史际遇对生产力本质的理论认知相对滞后。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我国，并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精英阶层所接纳、内化，并经由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检验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认知才上升为国家共识，藉此才催生新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与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尤其是催使自然科学的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进而使得科学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直接服务于新中国国家整体生产力的提高，科学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为提高新中国国家整体的竞争力与创新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然而，若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创新只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而非全部因素。确切地说，科学技术只是构成国家生产力体系的重要硬件部分，而文化或制度因素所潜含的看不见非物质力量，则是构成国家生产力体系中的软件部分。这些看不见的由文化与制度设计所蕴含的力量，如果用得恰当则可以与科技硬实力的释放产生共振叠加效应，为科技创新力的作用效果提供功率放大作用，从而为国家整体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保证。反之，文化与制度设计所蕴含的力量若对科技创新力的释放产生抑制效应，最终可能会导致科技创新力的作用效果难以正常发挥。

四、结语

对生产力本质的揭示，是人类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化）动力机制探究过程形成的理论洞见。这一理论洞见表明，人类正是在大脑进化基础上实现的技术手段的提高，增强了人类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能量的整体效率，进而支撑人类从远古时代走到今天。从学术脉络的梳理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见解，正是受到人类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化）动力机制探究所形成的理论洞见之启示而形成，并经由邓小平同志的继承发展最终形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认知。这一理论认知，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置于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上的创新；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及其内涵要求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路径指引与解决科技创新问题的着力点。本文以为，对生产力抑或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与把握，都需要从系统论的视角展开。生产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绝不是单一的技术力量，它还应该包含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力量要素。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除了强化科技创新力度外，还要加大文化力、制度力建设，最终实现多种力量的合成，才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