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彭文贵
90年前的1934年10月中旬，由于受“左倾”错误领导的影响，中央苏区不断萎缩，中央红军不得不实施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战黔东南，于当年12月中下旬进入剑河，并在这里完成了长征史上伟大的改道。
说起“长征改道”，李维汉认为“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李聚奎也回忆说，毛泽东“在随部队渡过湘江后，既目睹了我军在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人员天天减少，部队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又获悉了蒋介石已在我军前进的道路上布下口袋、设下圈套的严重情况，深感我红军若不改变战略方向，继续北上，就可能投入敌人的罗网，招来全军覆灭之灾，于是他在行军途中，今儿找这个谈谈，明天和那个聊聊，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题，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但仍未能是说服博古同志及李德等人”。
在回忆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时，李德写道：“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而“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由于争执不下，会议最后拿出一个折中方案：先入贵州。于是让朱德在12月13日晚上9：30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我军“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这就导致红军虽然转战进入黔东南，但执行的依然是北上湘西的“左倾”错误计划。
红军进入贵州后沿着红六军团线路直奔剑河，一路势如破竹，急切找到转入北上的最佳地点。红军前卫部队到达剑河后，经多方侦查，取道北上的地点逐步明朗起来。
12月16日凌晨2：00，朱德发电“望……侦察柳寨、剑河附近两渡河点”；当晚7：30，朱德电文就变成部署17号行军任务：“一军团应以先头师前进至柳霁地域，并派出一团占领柳霁通南包、龙塘的渡河点……主力应进至柳霁东南地域……九军团应……准备经柳霁以北渡河”；直到当晚9：00，朱德电文仍要求“一师……以后则经婆洞、河口向柳霁前进。”这显示渡江北上的地点经过反复侦查和研究，最终确定为柳霁。
柳霁是清朝和民国时期分县所在地，红军在这里攻下了县城，获得了补充，能为红军渡江提供后勤保障。古城脚下的清水江上还有个青鱼塘，被称为死水塘，仅两丈宽，在枯水期人们能够架桥过去，而对岸就是红六军团走过的大小广，是大部队渡江的最佳地点。
红军12月16日在剑河南加一带突破敌军清水江防线顺利渡江北上，引起了王家烈的极度恐慌，他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文说：“铣（16）日，匪分数股向南嘉堡、平兆、瑶光等处猛攻，企图强渡清江河，向剑河、台拱方面沿萧匪旧路北窜。与我河防守兵激战半日、匪部续到甚众。复以机炮向我岸猛轰，江岸碉堡多被摧毁，官兵死亡200余人，致被突破”“查该匪号称十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难，无任感祷。”。国民党少将参议胡羽高在其《共匪西窜记》中也记录渡江后的红军行程：“12月16日，共匪分由南嘉堡、平兆、瑶光等处渡清江河；17日……续渡清江河；19日，先头一股窜滥洞司；20日，共匪一股窜巴野、梁上。”
红军渡过清水江北上一事在我党早期长征资料也有记录。国共合作后的1937年，有3本书在国统区专门介绍红军长征，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3本书分别是红色牧师董健吾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朱立夫和赵文华的同名书籍《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这3本书均写道：“一部约3000余人”“进抵南嘉堡和瑶光”“大部红军于17、18两日抢渡清水江”；贵州省委党史部门上个世纪60年代编写的《红军长征在贵州》也重述了这一史实：“在河口会合的我三支部队，12月16日隔河将王家烈部第五、第六两团击溃，以小部渡河迫击到剑河县属的滥洞司等地”；“占领剑河县城的我军”“经剑河县属的岑松，与前从河口渡河经滥洞司和三穗的梁上、巴冶的那一小支会合，入镇远县。”
周恩来是当时长征改道的具体负责人。据伍修权回忆，红军过湘江以后只剩了3万多人，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部队，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回忆长征也曾说，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他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此与其争论失败大怒，二人的关系也因此渐渐疏远了。至于具体时间，《周恩来年谱》明确记载：“12月17日，进入黎平。和朱德等分析敌情后，决定不渡清水江，对天柱、锦屏侦察警戒，沿清水江南岸西进，占领剑河”。
长征改道的具体时间体现于朱德12月17日晚10：00时发出的电文：“我野战军明18号行动如下：1.一军团应由婆洞、八瓢、鳌鱼咀地域移至柳霁、南加堡、塘东地域，对剑河、天柱、锦屏各方向侦察警戒，并准备占领剑河，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岸西进。2.九军团应前进至腊洞附近，向来路及王寨方向警戒。3.三军团应由三郎、高屯、黎平地域，改向西北之五胡、罗里、抱洞地域移动，并侦察经育洞、朗洞到台拱的道路。”
由于决定改道，各军团纵队的行军线路作了重大改变。据彭绍辉长征日记记载，原本红十五师应于12月16日北上到达锦屏启蒙的，而到次日上午，“到军团部受领任务”后，则变成了“单独行动，翻越苗岭山，向贵州前进”。这里显示的时间比那份命令改道的电文更早。可见，作为当时红军高层的中流砥柱，周恩来在红军入黔后是作了两手准备的，一是执行北上计划，二是随时准备改道。在发现改道西进是势在必行后，他便撇开一切干扰强令红军改道西进。这事实上也为12月18日开好黎平会议，使会议做出正确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黎平会议的重要成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首先便是否定北上湘西的“左倾”错误计划，接着讲清实行新的战略方针，即到黔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并对长征改道西进作出总体部署。
此次改道后，中革军委便要求红军在剑河行军“前进里程一般的不要超过50里”“各兵团均应到有家屋处宿营”，注意行军纪律，与沿途群众搞好关系。根据在剑河行军遇到的具体情况，总政治部于12月24日在剑河老县城颁布了《李富春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更为可贵的是发生了毛主席在剑河县城附近的陡寨给苗族同胞送毛衣故事，这是毛主席留给剑河人民的精神财富。
总之，红军在剑河作出长征改道决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斗争实践中的一次伟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一次成功尝试。红军在剑河转战历时半月，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光辉足迹，在新时代的今天更加激发起新的蓬勃力量，指引着苗侗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