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吴正光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黔东南民族村寨的主要特点是“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仔细琢磨，笔者认为：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的有机结合，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有机结合，有形文物与无形文物的有机结合，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黔东南村寨文化的精髓。
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的有机结合
所谓“有机结合”，便不是简单地“1+1=2”，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比方说，森林茂密绿染苍天、被誉为“世界级旅游胜地”的黔东南，那美丽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苗侗风情，绝对不可分割。山清水秀、竹木葱茏的都柳江两岸自然风光，与鼓楼矗立、花桥横跨的侗族村寨景观，本身就是一幅完整的侗乡山水风情画，很难将其截然分为“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两个部分。满山遍野的杉树林，并非全是天生的。侗族村民有个风俗，每生一个孩子，全寨村民为其种植100棵小杉树，18年后，树苗长大成材，孩子长大成人，家人即以部分杉木为这孩子办婚事，俗称“种十八杉”。此种良好风俗，为营造“杉木林海”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重重青山、莽莽林海，谁能将这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优良的民族风情割裂开来？
鼓楼、花桥（风雨桥）、吊脚楼，无疑都是人文景观，但一座座鼓楼，酷似一棵棵挺拔伫立的古杉；一座座花桥，酷似一排排横跨溪上的“卧杉”，一座座干栏式吊脚楼，酷似一个个筑于树梢的“鸟巢”，皆为仿生学在建筑文化中的巧妙应用。黔东南民族村寨与大自然结合得如此完美，舍此何求？
在黔东南，民族文化中的仿生学，广泛蕴藏于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民族节日、民间工艺、民俗用品等方方面面。比如民族服饰中的羽毛裙、蝴蝶帽、鱼尾帽、牛角形银冠；民族歌舞中的《蝉之歌》《锦鸡舞》；民族节日上使用的牛角龙、牛腿琴（侗语称“果吉”）；蜡染刺绣等民间工艺品中的蚕龙、鱼龙、蜈蚣龙、鸡头龙；民俗用品中的鱼形火镰、鱼形墨斗、鱼尾扁担、鱼形拉手等等，无不充分说明，在历史发展长河中，黔东南各族人民善待自然，师承自然，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中，创造出源于自然的民族文化。
不能否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黔东南各族人民的生存条件的确没有平原地区和滨湖地带优越。惟其如此，黔东南各族人民在敬畏自然、崇拜自然中，因地制宜铸就善待自然、师承自然的优良品德。他们虔诚地敬山、敬洞、敬树，决不亵渎“山神”“洞神”“树神”。黔东南许多山林、岩洞、古树，因此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成了人们研究原生态的珍贵标本。
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有机结合
所谓“地域文化”，指的是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文化；“主流文化”，指的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传统文化。这样划分未必十分精确，但叙述起来比较方便。
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文化，常常被人视为贵州独有的土著文化。举个例子：苗族的极限数是“十二”，汉族的极限数为“九”，诸如“九死一生”“九牛二虎”“九霄云外”“九泉之下”“九五之尊”“一言九鼎”，等等。在古代，数字被赋予神秘的色彩。奇数是阳数，其中“九”为阳数中的最大数，故被视为极限数，吉祥数。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天坛的圜丘坛：登上每层坛面，都需上九级台阶；台面石栏，下层每面栏板四十五块，四面共计一百八十块；中层每面栏板二十七块，四面共计一百零八块；上层每面栏板十八块，四面共计七十二块；三层栏板总和为三百六十块，都是“九”的倍数。但苗族村民却与此不同，他们以“十二”为最大数，极限数，吉祥数。某家婚后多年不育，或孩子体弱多病，延请巫师“栽花树”“栽花竹”，邀请十二位上有父母或下有子女的“全福人”参加祭祀仪式。每位来者准备一块二角钱或十二块钱，与事主打平伙。以为如此，可保孩子降生，健康成长，“活到一百二十岁”。祭神祭祖，常用十二个蛋。最为隆重的祭祖活动“吃鼓藏”，全体村民上山“招龙”，用十二个鸭蛋代表十二只鸭子，据称如此才能招到十二条龙。所谓十二条龙，未必是个具体数，无非言其众多而已。龙既然代表祖先，那祖先固然不止十二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很多人认为，“吃鼓藏”是十三年一次，其实不然！是十二年一次。所谓“十三年一次”实为十三年两头过。“过苗年”，从“寅日”即“龙场天”杀猪开始，到“丑日”即“牛场天”祭祀田地结束，前后整整十二天。其实，“十二”作为极限数，古代汉族也普遍采用过。陆游有诗：“一身去国三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木兰辞》中有句：“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总共一百零八将，也都是“十二”的倍数。此外，《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北京天坛的祈年殿，中圈十二根柱子，外圈十二根柱子，也都以“十二”为最大数。无论古代、现代，抑或汉族、苗族，以“十二”为极限数，吉祥数，源于十二生肖。由此看来，苗文化与汉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他方面，诸如苗族服装，侗族头饰，极具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将其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古代陶俑、壁画相比较，不难发现相似之处。这充分说明，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有形文物与无形文物的有机结合
黔东南的民族文物，尤其是民俗文物，有形与无形，密切不可分。侗寨鼓楼作为侗族村民共建共有共用的集社会、文化、交际于一体的多功能民俗建筑物，在侗族社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功能包括聚众议事、击鼓报信、排解纠纷、对唱大歌、摆谈休息、吹笙踩堂、存放芦笙、拾物招领、悬挂牛角、施舍草鞋等方方面面，被公认为“侗族文化的旗帜”。设若没有通过种种民俗活动所展示的“无形文物”，那有形文物——鼓楼，还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吗？同理，苗族的铜鼓坪、芦笙堂，如果没有身着节日盛装的男女老少欢天喜地“踩铜鼓”“跳芦笙”，铜鼓坪、芦笙堂修建得再好，又有何用？由此可以看出，黔东南民族文物的又一特点，是有形文物与“无形文物”的有机结合。“无形文物”，有的国家如日本称为“无形文化财”，现在的时髦名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一说到“保护黔东南民族文化遗产”，就会有人大声提醒：“千万别让现代文明冲击民族文化！”不少人，尤其是外省人、外国人，总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永远保持“原汁原味”“原生态”，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我们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拥有众多“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资源而备感自豪。仔细想想，民族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毫无疑问还要不断发展下去，决不可能定格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上。想让本来属于历史范畴的民族文化永远保持“原汁原味”“原生态”，恐怕很难办到，似乎也无必要。民族文化就像风味食品，不能全然抛开原来的汁，也不能完全没有原来的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可能不注入新鲜的汁，产生新鲜的味。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汁新味”，实践证明，更适合时代的需要，因而更富有生命力。
其实，古往今来，一切优良传统必须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许多古建筑，既有前代建筑的基因，又有当代建筑的特点，并非一成不变，代代雷同。苗岭山区、月亮山区的苗族民居，从“干栏建筑”到“干栏式建筑”直至“穿斗式美人靠吊脚楼”，就有一个继承与发展的交融关系，新旧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苗岭山区、月亮山区的苗族民居，融合不同时代建筑精华于一身，就像一座“露天民族建筑历史博物馆”，有何不妥？
试想：如果优良传统排斥时代要求，苗族服装岂能如此丰富多彩？据说苗族服装拥有一百多种不同的款式，有人还画过《百苗图》《百蛮图》，那不同的服装款式肯定是一代又一代不断创造出来的。雷山苗族妇女，有的穿裙子，有的穿裤子；黄平苗族姑娘居然在裤子外面套一条裙子。这种着装方式，始于民国初年。这类服装款式显然是古代传统与现代风格的有机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总之，每个时代的乡村文化，都是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的产物。贵州高原特别是黔东南的苗族侗族村寨，是研究如何保护、传承、弘扬村寨文化的一方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