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胜章

苗族人民在黔东南地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嘎百福便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作为苗族口头传统的重要载体，嘎百福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且是苗族历史、伦理、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

一、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来》的当代演绎

（一）传统基因的赓续。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来》是黔东南州戏剧曲艺影视家协会近年来创作的嘎百福经典作品之一，主要以凯里市易地扶贫搬迁为背景，讲述苗族妇女杨美一家人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从农村搬迁到城市，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办厂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故事。该剧以散文体的说白推进情节，以五言韵文强化抒情，形成叙事张力的节奏性起伏。如“男甲”的唱段：“老家虽说在山里，毕竟住了几代人/好不容易修了房，故土不舍又难离”，以质朴语言传递移民群体的复杂心绪。演员通过声腔转换塑造不同人物，如“女甲”既扮演杨美，又以旁白者身份串联剧情，体现嘎百福“说唱一体”的表演特征。在传统嘎百福“说古唱今”的框架内，创作者植入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当代叙事，完成了从“祭祀艺术”到“民生艺术”的范式转换。

（二）形式创新的美学。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来》的韵散结构呼应着苗族迁徙的历史节奏——散文叙述如长途跋涉的艰辛，韵文演唱则如在新家园安顿的喜悦。四角色配置暗合苗族“四方”宇宙观，男甲女甲的冲突线代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男乙女乙的合唱部则象征社区共识，突破了传统嘎百福“智者—民众”的二元结构。

（三）叙事程式的转码。与传统嘎百福“溯源—受难—解救”的固定套路不同，该剧开创“困境—抉择—成长”的新叙事模型。一是政策线，通过杨美之口，将易地搬迁、技能培训、产业扶持等政策具象化为“安置房结实宽敞”“政务大厅一站式服务”等细节，使抽象政策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场景。二是情感线，杨美与张志祥的夫妻矛盾，折射出搬迁群众“离乡”与“留根”的心理冲突。剧中“男女平等当一回家”的台词，巧妙融入性别平等议题，赋予传统叙事现代意识。剧中“死脑筋”丈夫的塑造颇具深意，看似保守的角色实际承担着文化缓冲器的功能。“树挪死”在原语境指代迁徙风险，剧中通过女甲的唱词延伸出“挪活要靠电商直播”的新解。最具突破性的是对“家”概念的重新定义。传统唱本中“九代同堂”的吊脚楼意象，被置换为“三室两厅”的安置房空间叙事。

二、从文化标本到社会触媒

（一）产业融合的“双螺旋”模型。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来》在黔东南地区引发的连锁反应构成独特的“艺术—经济”双螺旋结构。截至2024年底，以该剧目为蓝本发展的“非遗工坊”已孵化出17个衍生品牌，形成“前店后厂”的新型业态，有的品牌还在‘村超’‘村BA’‘村T’上展示。杨美带动社区移民群众近200人就业，人均年收入增加约1.5万元。

（二）传承机制的量子跃迁。“双语传承人”计划开创了人才培养新范式，要求学员同时掌握苗语唱腔编码和数据分析，开发的“嘎百福数字基因库”，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对传统唱腔进行解构重组，已生成符合年轻审美的21种新唱腔变体。

三、黔东南曲艺突破

（一）类型学意义上的突围实验。在黔东南多元文化共生带中，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来》呈现出独特的“跨界态”。时间维度上，该剧创造性地压缩了传统嘎百福“三天三夜”的展演时长，采用“15分钟单元模块”（调查显示现代观众注意力集中阈值为17分钟）。每个模块包含完整的“起承转合”，如剧中“搬迁争议—培训创业—订单高潮”三幕剧结构，实则是三个独立成篇又环环相扣的叙事模块，“碎片化完整性”与当今短视频的传播逻辑不谋而合。

（二）当代转型的范式突破。“杨美原型”的跟踪调查揭示出惊人数据：其现实人物在凯里市上马石移民社区带动形成的“文艺—产业”复合体，使家庭年收入从搬迁前1.2万元增至5.8万元，艺术赋能的经济转化率达到1:4.3，远超普通产业扶贫项目。

四、主题深度与社会价值

（一）共同体意识的叙事建构。叙事策略与脱贫攻坚中“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现实逻辑形成互文，构建了超越血缘的地域性共同体想象。当苗绣车间成为多民族协作的文化生产场，当订单网络串联起不同村寨的发展诉求，文化认同的边界被重新界定。

（二）性别维度的赋能实践。杨美从家庭主妇到厂长的蜕变轨迹，勾勒出乡村振兴中女性主体的觉醒轨迹。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政策框架下，缝纫机成为打破性别桎梏的生产工具，厂房取代了火塘成为新的社交空间，隐喻着传统性别角色的解构。

苗族嘎百福《搬出大山幸福来》的艺术实践，证明非遗曲艺完全可以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该剧的成功实践揭示出文化传承的深层规律：真正有效的保护不是将传统供奉在神龛里，而是让它持续参与当代社会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