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能秋
岑巩县契约文书，亦称“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是历史留存下来宝贵的文化遗产，见证了明清时期古思州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史料价值极其重要。
一、契约文书的形成
岑巩古名思州，是贵州最先接受中原文化传入的地区之一，境内的氵舞 阳河、龙江河，是洞庭湖水系沅水上游重要水上交通要道。清雍正年间对西部的大规模区域经济开发，古思州就是农业开发的核心区之一，随之而来的农村山林租佃、田土买卖所产生的复杂土地权属关系、农产品收益分成等等，形成了大量民间契约和交易记录，留下了浩繁的契约文书及其他民间文献，是古思州苗侗人民创造和保藏的一种民间文献遗产，这些契约文书以明清以来的山林契约为主，也有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誊抄碑文等，均体现在明清时期社会有效治理的方方面面，涉及时代变迁、经济发展、社会演变等各个层面，反映了古思州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关系、经济发展和当地社会有效管理情况，对研究苗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契约文书在明清时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从岑巩契约文书中的田土、山林、房产买卖契约，是明清以来古思州实现乡村自治的“活法典”，通过契约精神与村规民约构建了一套融合自治、法治与德治的基层治理体系，其治理效能体现在：
（一）文书的约束力，体现中央集权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近年来，全县收藏民间契约文书1.2万余件，散存在民间的契约文书仍有5万份以上。在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布开放1批247件，产生时间在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至1948年，涉及乡村社会治理的文书达96%，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央集权与西南民族地区的紧密联系，明朝早期，古思州依托土司制度强化对山林、土地、族群的治理，永乐十一年（1413），改土归流，建立贵州布政司统辖，促进政治上的大统，推进“土流并治”，政府通过清查田亩的方式，规范赋税征收过程，介入地方治理，“丈算摊粮以均赋役”，通过颁发“执照”的方式加强土地的管理，要求所有耕户均应“遵照承领，以资管业”，意味着明清中央集权对于古思州的治理在不断深化，一些管理形式通过契约文书得到推广，有着中央集权的支持，让契约文书的约束力得到保证，契约文书体现出中央集权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二）文书的法规性，有效预防民间矛盾冲突
契约文书详细记载山林、田地的四至范围、买卖过程和管理责任，使权属关系清晰可查，村规民约碑刻和契约规定，确立产权边界，极大减少了因界限模糊引发的争端。发生山林、田地纠纷或债务争议时，当事人通过调处达成协议后，在族佬或寨中乡贤见证下，制作契约文书作为“铁证”支撑调处结果，这种基于信用和共识的非诉讼机制，有效降低了官府介入成本。就现有的契约类文书而言，订立时都需要邀请德高望重的中间人，从而使交易行为具有稳定的结构。在中间人介绍与参与下，当事方商定契约的内容、确认各自的意愿，并写下契据、文约等文书，宣示交易的合法性，双方均不能毁约，这样有效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中央集权涉及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缺失，契约文书在历史长河中的广泛使用，既填补了中央集权法律法规缺失的空白，又展示了群众加强乡村有效治理的智慧。
（三）传承诚信文化，在乡村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在契约文书的不断发展中，民间“口说无凭、立此为据”的契约精神深入人心，推动形成讲诚信、守承诺的社会风尚，白契虽无官印，但依靠中间人见证和家族信誉保障执行，反映出高度的民间互信，使民间契约精神蔚然成风。文书明确产权和个人权益，每个人都严格遵守契约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履行责任和义务，形成诚信守约的大环境。一些村规民约、家族族规用文书的形式传承，并要求每个村民自觉遵守，形成良好的家风建设，在乡村塑造起文明的社会风气。
（四）文书的多元化，推进民村自治、法德、德治“三治”有效融合
契约文书不仅是村民自治守则，对美好家风家训、道德模范，以乡规民约的约束、行业章程的规范、生活礼俗教化的一种传承，而且更是一种法律凭证，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营造团结互助、扶困济贫、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乡村社会氛围，契约文书也是提升乡村居民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让其成为正能量的传播者，形成淳朴的乡德、乡风，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充分的文化支撑和精神保障。契约文书将宗族势力、公序良俗与契约规则结合，形成“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引领”的治理形态，对当今乡村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三、契约文书挖掘保护、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
（一）对研究中原地区与黔东少数民族接边区域文化具有学术价值
永乐十一年（1413），建立贵州布政司统辖后，中原地区的流官、军队、客商及大量移民陆续进入境内，使区域文化逐步“汉化”，中原汉文化对以苗侗为主的契约文化影响深远，填补了少数民族地区缺少文书群的空白，契约文书的特点逐渐接近中原文化，从文书的类型、结构、内容和书写形式等逐步规范，从而构建了古思州社会秩序管理体系，体现出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契约文书不可替代的社会管理智慧，对研究中原地区与黔东少数民族接边区域文化，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
（二）对研究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古思州大量的契约文书记录了民间山林租赁、土地买卖、税契凭证、征收田赋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必须保障，群众通过对山林、土地的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农业产业，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契约文书记载相互印证，对古思州社会经济制度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各民族日常生活最原始的记录，为研究民族团结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较高的基础史料。
（三）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借鉴作用。
岑巩明清以来属于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民间山林、土地纠纷等矛盾突出，通过契约文书的形式，化解矛盾纠纷，契约文书填补了明清时期法律法规缺失的空白，加强了农村有效治理，增进了民族团结。契约文书增强了群众的诚信教育，群众契约精神得到延续，特别是一些村规民约、家族家规等，对群众言行举止进行约束，形成良好的家风教育和民风建设，更加有效推进乡村文明建设，因此，契约文书对当前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借鉴作用。
（四）对加快申报亚太和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具有现实意义
契约文书记录和反映了古思州自明代以来五百多年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历史文献，它是历史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文字学等研究的重要文献史料，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价值意蕴和极高的研究价值。因此，加强契约文书挖掘保护、开发利用，大力支持配合黔东南州开展申报亚太和世界记忆名录工作，是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增强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战略行动、着力提升文化品牌影响力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岑巩县思旸镇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