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瞿杨生

母亲前几天打电话说，地里的香椿冒芽了，头茬最嫩，让我回来摘些。周末起了个早，开车往老家赶。到家时院门虚掩着，喊了两声没人应，估计父亲又去地里看庄稼了。进屋转身，一眼看见门框边那些深深浅浅的铅笔印。

最下面那道似乎有些模糊了，旁边歪歪扭扭写着“杨杨，五岁”。往上几寸，是“七岁”，字迹工整了些。再往上，“九岁”“十岁”“十二岁”……一道一道，宛若岁月在门框上踩出的脚印。最后一道在我齐肩的位置，旁边空着，没有数字。我想起来了，那一年我十五岁，父亲说，来，再量一次。我背着书包站在门框前，他拿铅笔比了比我的头顶，正要写字，巷子里有人喊，班车来了！我拔腿就跑。父亲在后面喊，慢点儿。那一声“慢点儿”，到现在还在耳边。

手贴上去。五岁那道在我腰际，七岁那道在胸口，十二岁那道齐了肩。掌心贴着这些刻痕，仿佛按住了许多个瞬间。五岁那年，父亲把我举过头顶，让我用铅笔在门框上画下第一道杠。七岁那年，我踮着脚要他抱，他笑：自己长，长高了就不用抱了。十二岁那年，他已经要微微弯腰才能对准我的头顶。十五岁那年，他最后一次给我量身高，我没让他写下数字就走了。灶房里传来母亲切菜的声音，一下一下的，不着急。

正想着，院子里传来脚步声。父亲挑着空筐子回来了，鞋上沾着新翻的泥土。他看见我，温和一笑：“来了？香椿在东边地里，下午再去摘，这会儿露水重。”我说不急。他放下筐子，进屋来喝水，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门框，也愣住了。

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像是自言自语：“你小时候，长得可真快。每次量，都往上蹿一截。”顿了顿，又说，“后来就不量了。再量，就是我自己往下走了。”他笑了笑，笑得轻轻的，如同在说别人家的事。我没接话，只是看着他。他的背确实有些驼了，站在门框边，比十五岁那道印矮了一指。

我在老屋里又转了转，出来时父亲正坐在门槛上歇着。春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那些铅笔印上。我走到他身边，弯下腰，把头顶凑到他眼前。我说，爸，给我量一次。他愣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比着我的头顶，在门框上找位置。我在他手边放了一支笔，他在那个位置上画了一道。我直起身，那道印刚好在他眉心。我接过笔，在旁边写上：“爸，七十一岁。”

父亲看了看，没说话，只是笑。母亲从灶房探出头来，问我们爷俩在门口傻站着干什么。父亲说：“这小子，让我给他量身高。”母亲也笑了：“多大的人了，还量。”可她走过来的时候，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没说话，又回了灶房。

傍晚，我提着满满一袋香椿准备回城。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些铅笔印。最上面那道新的，在夕阳里格外清晰。忽然明白，时间是有形状的。它可以是门框上这些浅浅的刻痕，可以是一个人慢慢弯下去的腰，也可以是春天里准时冒出来的香椿芽。可弯下去的腰，还能再直起来。不是回到从前，是换一个人，把那些刻痕继续往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