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年关一到，空气里都是年的味道。在我味蕾的记忆里，年关第一味就是糍粑的软糯香甜味儿了。

糯米是米类里的颜值担当。脱了壳的它圆润饱满，玉白温软，像是新生的胖娃娃，又像刚出浴的美人，不管被制作成何种糯食，都自带一味天然糯香，让人闻之亲切，食后恋念。老家的糍粑做得圆圆的，如中秋满月。

那时，翻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就陆续打糍粑了。母亲一大早就把泡了两天两夜的糯米洗尽沥干，用个有耳的木甑在大铁锅里蒸。水位和火候都由母亲把控，她太熟悉糯米的性格了，断火湿心，猛火糊底，怠慢不得亦急不得。千万别以为大铁锅水肆意沸腾，糯米就熟了，还远着呢！密封的木甑里热气丝丝溢出时糯米还是米，还得添柴加火，直到热气成串成串逃出，糯米饭香再也藏不住，母亲才揭开小半边甑盖，“望闻问切”一番，捏一捏试软硬，嚼一口看筋道，说声“好了”，才大开甑盖。此时，一股热气升腾，糯香四溢，米粒颗颗分明，蓬松透亮。

打糍粑的事就交给父辈兄长们了。没有几个力气，粑是打不成的，所以那时打粑都是两三家约好一起的。父亲和堂兄一人一手把住木甑的两边耳，提下大灶台，倒扣在抹好油的木槽里，糯米饭一下子就全倒出来了。堂兄年轻，最有力气，他脱下外套，撸起袖子，往掌心里吐口唾沫，举起木槌，弓步摆开，跟着父亲你一锤我一锤地往木槽里打，脸部的两块肌肉随粑锤的起落一抖一动。几回合下来，父亲累得招架不住了，大伯来接替。他们把糯米饭打得稀巴烂，烂成粑，再来个“鲤鱼翻身”，把另一边也打烂，打到木槌被粑团缠扯不休，挪移不开，提举困难才罢休。揉粑是道必不可少的工序，父兄们把两个粑锤抵在腰腹处，一进一退交替着揉捣着粑，揉成黏糊一团。最后，手停锤放时，粑团烂如泥，柔中带股韧劲，而父兄们已是汗如雨下，气喘吁吁，像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粑粑一定得趁热捏。伯妈、姐该、姐细和堂嫂都上来帮忙。母亲把煮好的三个蛋剥开，取出蛋白给我们兄妹几人吃，把蛋黄捏碎后放在碗里。捏粑人到碗里抹点蛋黄往手掌一搓，起润滑防粘的作用，再去木槽里捉两手满满的粑粑，左右手交替着揉啊捏啊，嘴里说说笑笑，指缝里一下子就流出个圆粑粑，摘下来放在抹好油的木板上，再翻个身按压几下，就成了圆扁状。她们总爱把手里捏剩的尾粑递给我，那粑一点蛋黄味儿，一点油星味儿，一点糯香味儿。我蘸了些白糖吃下去，甜甜的，软软的，暖暖的，化进肚子，很满足！

最后还得给糍粑上红，俗叫添红添喜，至于添多添少就个礼。我见过盖有双喜、花朵、圆心等不同图案的粑粑，我家没有这样的印红。我们兄妹几人就拿来四根筷子，把筷子头对整齐，用稻草绳捆住，蘸一蘸碗里泡好的洋红，对准玉白的粑背轻轻一按，就按出了四个点点的红印子。根据习俗，母亲每年都要拿这印红的十二个大圆糍粑回娘家拜年，代表新的一年十二个月，月月红火团圆，事事圆满。

我对糍粑的喜欢始于颜值，陷于口感，沉于糯香，然而儿时只知欢喜，却不知为何喜欢。如今我已出嫁多年，大伯已逝，父母已老，兄嫂常年外出打工，姐该和姐细都已嫁人，一家人很难得齐聚一回，过年也再没有一起做糍粑话家常的场景了。我们这些出嫁的儿女回娘家拜年也不再拿十二个大圆粑粑，彼时的欢喜只能回味。

□ 张兰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