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宗旭

我一直认为，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爷爷和父亲的祖籍地黄平县黄飘苗寨，一个是我出生和长大的三穗县台烈苗乡。

黄飘和台烈，一个是老家，一个是新家，两地相隔100余公里，横跨 氵舞 阳河，遥望云台山。曾经，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爷爷从三穗到黄飘，或从黄飘回三穗，要走两天一夜的山路。而现在，随着黔东南交通的发展，高速公路、铁路四通八达，从台烈去黄飘，开车只需要1个多小时。

新家和老家，不分彼此，都是我的根。两地70年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新中国大踏步建设的辉煌成就和黔东南州70年经济发展的奋进历程。而我，作为两个故乡的孩子，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故事还得从1951年说起，爷爷从镇远专区革命干校毕业，被分配到三穗县瓦寨镇农业银行工作。离开故乡黄飘苗寨，到远隔千山万水的三穗瓦寨，这条路并不好走。几经思考，爷爷果断地舍弃了携家带口的念头。他告别年迈的父母和尚在襁褓中的妻儿，只带上简单的行囊和一张报到证，就独自一个人翻越黄飘大坳，沿着湘黔古道一路步行去三穗。

1956年，黔东南自治州成立，州府设在凯里。那时候，从三穗到凯里，已经有了现代湘黔公路（三穗至麻江谷硐），但仍不具备现代公路网的运力，汽车也很少，仅限于服务行政、军事和基础设施等必要领域。爷爷每次回家，仍然要靠步行，途经镇远，夜宿施秉，最后才到达黄飘。反之亦然。

1960年，奶奶带着年仅9岁的父亲，离开黄飘苗寨，踏上湘黔古路，来到三穗瓦寨与爷爷团聚。尽管一家人在三穗有了新家，但爷爷并没有忘记老家的父母和亲人，逢年过节都要回去看看。这份血脉相连的亲情，他传给了父亲，父亲又传给了我。1年后，爷爷因工作调动，来到三穗县台烈镇新单位工作，他们再次搬家，并从此在台烈定居下来。

物换星移，时间跨越30多年后，即在1972年金秋，当第一列火车的汽笛声在黄平的山谷间久久回荡，这片沉寂了千年的土地，终于迎来了一条跨越山海的钢铁长龙——湘黔铁路。湘黔铁路建成通车，它穿越湘南丘陵、雪峰山、武陵山和苗岭大地，它一头系着湖南株洲的繁华，一头牵着贵州贵阳的希望，而黄平，便是这纽带上一颗被重新唤醒的明珠。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黔东南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当时，家家户户都在传唱着一首歌——《铁路修到苗家寨》，就是这个事件的真实写照。

湘黔铁路的开通，拉近了爷爷与故乡的距离。次年春天，爷爷携带着家人从台烈出发，在镇远站上火车，1小时后到达黄平站，下火车后再步行大约2个小时即达黄飘。这是一段充满温馨的旅程。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火车上的故乡》的散文，发表在《苗岭》杂志上，详细地记录了爷爷乘坐火车回故乡的经历：“1972年10月，铁路修到了苗乡侗寨，湘黔铁路黔东南段开通，爷爷回家乡又多了一个选择——坐火车。他先是到镇远站买火车票上车，经谷陇(黄平站）下车，再找到回黄飘的班车。”“有时他会从杨柳塘(施秉站)下火车，先到铁路边的姨婆家住一晚，第二天再坐班车回黄飘。虽然路程绕远了点，但是爷爷却乐此不疲……”

后来，我通过不断关注爷爷的故乡，知道黄飘苗寨位于黄平县城东南15公里处，海拔1334米的黄飘高坡上。爷爷口中的黄飘苗寨，早已从一个模糊的地名，变成了我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因为这里是爷爷和父亲的出生地，是我血脉的起点，也是我魂牵梦萦的精神原乡。1934年，红军长征的队伍翻过黄飘大坳，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并生根发芽。如今的黄飘苗寨，早已不是爷爷记忆中那个交通闭塞的小山村，而是“不比物质比精神、植树造林代宴席”的“状元村”；当年红军战斗过的黄飘大坳，也成了红色旅游胜地。黄飘，正以崭新的姿态，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焕发出勃勃生机。

如果说黄飘苗寨是刻在血脉里的精神原乡，那么三穗县台烈苗乡，就是伴随我成长的温暖新家。我在这里出生、成长、学习、结婚、创业……每一步都走得坚实而又充满力量。我知道，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是站在祖辈、父辈的肩膀上，是他们一路披荆斩棘，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

随着时代的发展，台烈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曾经的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破旧的木屋变成了崭新的砖房；昔日的荒山野岭上，蓝莓挂满枝头，早就印证了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的真命题；沪昆高速、三黎高速、三施高速在这里交汇，高铁从家门口呼啸而过，去贵阳、长沙、广州都变得十分快捷。民生改变、产业兴起、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就像给台烈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春日傍晚，我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暖暖的太阳轮廓在西山落下，看着河对面沪昆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心中满是感慨。从祖辈们的披荆斩棘，到父辈们的辛勤耕耘，再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创新创业，黄飘和台烈，就像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一颗在苗岭东端绽放着光芒，一颗在苗岭深处不停地召唤，它们照亮了70年风雨兼程的来时之路和未来之途。

山高水长，初心不改；此心安处，就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