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田清
天锅是什么？如今的孩子恐怕连听都没听过。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黔桂山区，那口扣在屋顶上的“大锅盖”，就是山里人望向外界的眼睛。铝制的锅面亮得能照见人影，稳稳架在钢筋焊成的支架上，对着卫星的方向，把电视信号送进千家万户。
1987年，我来到从江。这里被唤作“省尾”，镶嵌在黔桂边界的群山深处，满眼的贫瘠与闭塞。
新中国成立前，当地流传一段民谣：“从江也算县，衙门像猪圈，街头打板子，街尾听得见。”即便解放快四十年了，交通仍是山里人的痛处。去一趟州府凯里，要翻雷公山，绕盘山路，250公里的路，汽车要颠簸整整12个小时。
后来我才了解，从江身上扛着贵州三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最后一个结束国道摆渡的县，最后一个实现乡乡通公路的县。
而我来的时候，这些“最后一个”还没画上完满的句号，小城依旧在群山里静静守着时光。
我进了从江县广播电视局工作，在当年，这可是个让人眼红的单位。那会儿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连固定电话都稀罕，广播电视就是山里人的眼睛和耳朵，也是连接山外世界的唯一窗口。
那时候，单位里聚着一群20出头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石勇、邹学庆、李云平、江美文、廖育东……名字一个个叫出来，仿佛还能看见他们年轻的模样：有扛着摄像机跑新闻的，有坐在播音室里调话筒的，有背着工具包爬电杆的，还有拿着烙铁修机器的……其中，石勇、李云平、郭春阳、杨承，都是广电职工的子女，算是“广电世家”的后辈。
广电大楼在老街的航运码头边上，紧挨着粮店，六层楼的房子，在当时的从江算得上“气派”。办公楼和宿舍楼连在一起，我们常说的那口天锅，就立在六楼的楼顶，风吹过的时候，金属支架会发出“呜呜”的轻响。
那会儿还没房改，职工住房全靠单位分，论资排辈，新来的年轻人根本轮不上。我和石勇刚结婚，邹学庆、郭春阳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连个安稳住处都没有，愁啊！局长郭正民看在眼里，跟副局长李自恒、贺国胜商量了好几回，最后拍板：“在六楼楼顶加一层！”
新加的这一层，出来就是天锅。每天下班，不用招呼，我和石勇、邹学庆、郭春阳就会搬着小板凳坐在天锅脚下，李云平、潘海源、江美文、廖育东、杨承也会过来凑热闹。没有桌子，就用报纸铺在地上，摆上从街上卤菜摊买的猪头肉、花生米。酒是本地酿的米酒，用土碗倒着喝，一碗下去，浑身都热乎。
我们就坐在天锅脚下，听着楼顶的风，看着远处的山，喝酒、聊天、谈人生。年轻人心气高，聊起未来，个个都有说不完的话：石勇说要把技术练得更精，以后全县的天锅都让他来装；李云平说要跑遍从江的每个村寨，让山里人都能看上电视；邹学庆说想当个好记者，把从江的故事讲给外面听；江美文笑着说，先把日子过安稳了，再想别的。
喝到兴头上，有人划拳，“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声音大得能盖过天锅的杂音；有人喝醉了，就靠在天锅支架上，嘴里骂骂咧咧，说哪个村寨的线路又坏了，明天要早起去修，骂完了又嘿嘿笑；还有人聊起家里的事，说媳妇又催着攒钱买摩托车，说想给父母寄点钱，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可眼里依旧亮着光。
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没有钩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只有年轻人的真诚和热乎气。那些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暖得发烫，所以我们总说，我们是“天锅脚下的兄弟”。
石勇的小名叫石玉宝，个子不高，身材单瘦。他父亲石树明是广电局的老技术工。石勇没进单位前，性子野，是个出了名的刺头。后来他像变了个人，跟着父亲学技术，钻得比谁都认真，修理、装机、安天锅，样样都精通，最后凭着手艺进了广电局技术部。我们总跟他开玩笑：“石玉宝，你这是从‘刺头’变成‘能手’了！”他嘿嘿笑，不反驳，可要是机器坏了，他准是第一个冲上去，爬电杆、拉电线，再危险的活路都敢上。
石勇人长得一般，可娶了个好媳妇，漂亮、能干，在北上新区开了家“老凯里酸汤牛肉饭店”。店不大，就几张桌子，可石勇媳妇做的酸汤是真地道——用番茄、辣椒、姜蒜发酵，酸得纯正，加上本地的黄牛肉，鲜嫩可口。我们常去店里蹭饭，每次去，石勇媳妇都笑着添菜、加汤，从不嫌我们烦。后来，酸汤店的生意越来越火，成了从江的老字号，开了二十多年，现在依旧门庭若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只是他的脾气还是没改多少，时不时就会骂娘，跟人急眼，可心是热的，谁有难处，他准会伸手帮一把。
李云平是副局长李自恒的儿子，高个子，年轻时长得还算帅气，脾气也好得没话说。你要是急了骂他两句，他也不恼，依旧笑眯眯地看着你，说：“别急，慢慢来。”他也是搞技术的，爬电杆、拉电线、装设备，样样都能干，最常做的就是跑“村村通”工程。从江的村寨散在山里，有的地方车开不进去，只能靠走，李云平背着工具包，一走就是大半天。住在村里的时候，日子寂寞，他就跟着寨子里的年轻人去“唠姑娘”——晚上聚在姑娘家的火塘边，唱歌、聊天，买只鸭子炖了，煮一锅稀饭当宵夜。他长得好，嘴又甜，会哄姑娘开心，寨子里的姑娘都喜欢跟他说话。后来他离婚了，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我们在天锅脚下陪他喝了好几回酒，他没多说什么，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可没过多久，他又乐呵呵地跟我们说，找了个新媳妇，还是个没结过婚的大姑娘。我们都替他高兴，起哄让他请客，他笑着答应，第二天就买来酒菜，我们在天锅脚下喝了个酩酊大醉。
日子就这么热热闹闹地过着，天锅脚下的笑声，伴着米酒的香气，飘在从江的夜空里。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后来，我调离了广电局，去了宣传部，再后来又到了县委办。房改开始后，我分到了新房，搬离了那栋六层楼的广电大楼，离开了天锅脚下的阁楼。虽然还在从江，可工作忙了，和兄弟们聚会的次数渐渐少了，只能偶尔在街头碰到，打个招呼，聊几句近况，然后又各自匆匆忙忙地赶路。
再后来，我下到乡镇当党委书记，更是忙得脚不沾地，和弟兄们的联系越来越淡。有时候想打电话，拿起话筒又放下，觉得没什么急事，等有空了再说，可这“有空”，却迟迟没有到来。2014年，我调去了州府凯里，到了黔东南日报社，离从江远了，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回来，都会去石勇的“酸汤老店”吃顿饭，石勇还是老样子，笑着骂我“没良心”，却依旧给我端上最地道的酸汤牛肉，倒上满满的米酒。我们聊着各自的生活，聊着当年在天锅脚下的日子，可身边的人却越来越少——邹学庆去了乡镇工作，杨丽调到了外县，廖育东、匡益国、黄伟英、欧萍……也先后调离了广电系统，渐渐就断了联系。
前些年回从江，我问石勇：“郭春阳现在哪里？好久没见了。”石勇叹了口气，摇摇头：“不知道啊，听说郭春阳去了贵阳，联系方式早就换了。”我心里一阵空落落的，又问起潘海源、陈时军，石勇的声音低了下去：“前几年就走了，潘海源是生病，陈时军是出了意外……”一句话，像块石头砸在我心上，沉甸甸的。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米酒，酸得发涩，再也没有当年的滋味。
去年秋天，我又回了一趟从江，特意去了老街的广电大楼——现在的网络公司。楼还是那栋楼，只是显得旧了，墙皮掉了不少。我顺着楼梯爬到六楼，楼顶的天锅还在，只是蒙了一层厚厚的灰，支架锈迹斑斑，再也没有当年亮闪闪的模样。风依旧吹过，金属支架发出的“呜呜”声，却像是在叹气。我坐在天锅脚下，仿佛还能看见兄弟们年轻的身影：石勇蹲在地上修机器，李云平扛着工具包走来，还有邹学庆、郭春阳、江美文、廖育东，大家围着报纸铺成的“桌子”，笑着、闹着、喝着酒……可风一吹，影子就散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和一口沉默的天锅。
时光带走了年轻的模样，带走了热热闹闹的日子，却带不走那些刻在心里的记忆。天锅依旧立在楼顶，像一个沉默的老人，守着那些年的故事，守着我们这群兄弟的情谊。以后再想起你们，我还是会像当年一样，端起一碗米酒，敬天锅，敬岁月，敬我们那些热热闹闹、闪闪发光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