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秀梅
说来惭愧，母亲在世时，我从未留意她是第一届州人大代表的身份，也不知道这个身份背后，藏着她多少不为人知的奔波与辛苦。 今年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七十周年，回望一路走来的风雨岁月，我才突然顿悟。
第一次走进黔东南州档案馆，在泛黄的卷宗里，我找到一张珍贵的老照片——黔东南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代表及来宾合影。照片里三百余人分列四排，最后一排，右起第三十八位，是我的母亲。我仔仔细细找了两遍，才找到她的身影。母亲身形瘦小，身着打籽绣与堆绣相间的凯棠苗族服饰，佩戴银项圈与弓形锁链，头包蓝靛土布帕，在人群里普普通通。照片中，身着苗族、侗族等各民族盛装的代表意气轩昂，并肩而立，母亲和他们一起，代表全州各族人民，在这片民族区域自治的土地上，第一次庄严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母亲名叫张玉芝，苗名务兴格，1927年12月出生于今凯里市凯棠镇大坪村。她出身贫寒，五岁丧父、九岁失母，幼年寄养在叔伯家，生活孤苦。十八岁嫁给我的父亲，那时父亲在乡里任教。此后，她便跟着父亲学习认字，学说汉话。清匪反霸结束后，在父亲的支持鼓励下，母亲积极投身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她勤劳朴实，处事认真，为人善良，深得乡亲信赖，加上能识字，会说汉话，被推选为村妇代会主任。依照上世纪五十年代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经逐级酝酿提名，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选举，母亲先后当选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4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同年7月，黔东南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镇远召开，会议审议通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确定州人代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当时的凯棠乡还没通公路，每次开会，母亲总要揣上简单的饭团，天不亮就动身。从凯棠村出发，沿古驿道步行，经台江台拱到施洞渡口，乘木船过清水江到施秉马号，再沿山路走到镇远，全程约75公里。沿途山高路险、坡陡谷深，白天翻山越岭赶路，夜晚借宿沿途村寨落脚歇息。一路长途跋涉，脚底经常磨出血泡。一次途中，母亲牙龈发炎严重，肿痛难忍，幸得一同参会的本家堂叔帮忙在山上找来草药，让她嚼烂含在嘴里缓解疼痛，才得以坚持赶路赴会。
“1956年，自治州成立，凯里最合格，工业最发达……”这是母亲常唱的歌谣。自治州成立之初，凯里只是一个小镇，仅有六百多户人家。“最合格”三个字，是母亲那一代人对州府凯里的认可与期盼，更是老一辈建设自治州的信心与力量。
母亲担任人大代表时，我还没有出生，只能在亲历旧事的亲友口中追忆当年的那份艰辛和荣誉。如今，我有幸成为一名州政协委员，却无从知晓母亲当年参与过哪些议案，参加过哪些调研，但乡亲们记得她，村里人遇到难处，第一个找的便是“张代表”。母亲虽文化不高，却公道热心，敢为基层群众发声，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记在心里，带到会上。我虽无从考究她当年的建言，却亲眼见证家乡的变迁：乡路通了，学校建了，村卫生所修起来了……这些变化背后，站着无数位像母亲一样平凡而普通的基层人大代表。
我的母亲是一位远近闻名的苗族歌师。
母亲自幼天资聪慧，勤学善悟。十三岁拜师学歌，十六岁熟唱《开天辟地》《洪水滔天》《跋山涉水》等经典苗族古歌，十八岁精通《仰阿莎》等苗族民间叙事长诗，中年已是凯棠一带远近闻名的苗族歌师。母亲说，学古歌就是学做人，明事理，知敬畏，修德行。清晰记得，每到冬日农闲夜晚，我家小木房的火塘里常燃着一堆老树根柴火，暖意融融的火塘边，坐满学古歌的乡邻。教古歌的时候，母亲总会先逐句念诵古歌歌词，遇上寓意深远的词句，便耐心细致讲解，让大家听得懂、记得牢。待大家熟记歌词后，再带领大家轻声哼唱。在那个生活清贫的年代，母亲以古歌为精神食粮，滋养一方乡邻淳朴的心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以歌育人，用心传授，倾尽毕生心血，将被誉为苗族文化“活字典”“百科全书”的苗族古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乡邻与后辈。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凯里市文化、民宗等相关部门，黔东南州文化馆等相关单位多次到凯棠采录母亲的歌。中央民族大学张永祥教授更是专程从北京回到家乡，系统收录整理母亲的古歌、童谣、民间故事，耗时一个多月。
母亲是凯里市较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传唱的是我们这代人渐渐生疏的苗族古歌，是几近失传的苗族童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她唱了一辈子，传了一辈子。她以平凡之力，默默守护源远流长的苗族文化根脉。
我的母亲是一位乡村教育的倡导者。
“念书，是山里孩子的出路。”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既是她奔走乡间，用心呼吁的心声，也是她盼望子孙后辈读书成才，走出大山的信念。过去的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封建落后思想根深蒂固，乡里多数人家不愿意送孩子上学读书。母亲带头重教，劝导乡邻破除陈旧观念，倡导大家重视教育，崇尚文化知识。母亲将履职中吃过的苦、见过的世面、留下的遗憾、受过封建思想的伤害，都化作了重视教育的坚定执念。
“文革”结束后，我到了入学年龄。那时农村物质生活依旧匮乏，重男轻女思想依然严重。母亲与父亲商量后，咬牙下定决心，送我进校读书。她为我树立目标，指引方向，对我严格管教。我一路走来的所有成长与际遇，都是母亲默默替我扛起生活的风雨，倾尽所有为我铺就求学的道路。记忆中，她常把我的小书桌摆放在织布机旁。她一边织布，一边看我做功课，梭子穿梭的节奏声和我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她不时侧过头来看我的作业本，笑着夸我“有进步”。那台织布机织出了我们一家人的衣裳，也织出了我对未来的向往。学习之余，她教我唱《红星照我去战斗》《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红歌。母亲识字不多，却把最朴素的信仰，像种子一样，轻轻种进了我的心田。
母亲将对教育的信念，对后代的期望，悄悄藏进了孙辈的乳名里：海军、凯城、筑城、能武、强武……一个个名字，都寄托着母亲的殷切厚望——到部队去，到凯里去，到省城去，要能文能武，要自强不息。如今，母亲的子女、家孙、外孙、重孙共四十余人，大多走出了大山。他们耕耘在讲台上，忙碌在机关里，奉献在国防上，奔波在工地间，拼搏在车间里……在时代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母亲履职期间，为乡亲们谋的是眼前的日子、田里的收成、村里的卫生所、乡里的学校；卸任后，她着眼长远，重视家风家教，用心为后辈谋划未来。她一生未曾讲过深奥的大道理，却用朴素的言行告诉我们：教育，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最大的希望。
母亲当代表时，乡亲们信赖她；她当歌师时，乡亲们敬重她；
她心系后生读书，乡亲们感念她；她为人母亲一生，儿女们以她为灯。
母亲给予我的，远不止生命。她将乐观向上、坚韧不拔的精神，与人为善、勤劳俭朴的品性，潜移默化传给了我，深深烙进我的骨血。一路走来，每逢风雨坎坷，我总会想起母亲。想起那个天色未明便起身赶路，脚底磨破也步履不停的女子；想起那个饱经世事磨难，仍以宽厚之心待人，以平和之态处世的长辈。
母亲已去世十四年。今年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七十周年。七十载风雨兼程，七十载砥砺前行。自治州的辉煌成就，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代代黔东南人脚踏实地、接续奋斗出来的。回望过往，母亲那一代人，是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的亲历者与建设者。他们经历旧社会的苦难，投身新社会的建设，参与了自治州的创建，用心守护民族文化，抚育培养后辈儿女，将生生不息的希望，深深播撒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平凡普通，却绝不渺小。
在档案馆，我还翻到了那两届州人代会的代表名册。母亲的名字，静静地印在“炉山县代表团”页面上，手写楷书、刻蜡纸油印、小四号大小，和其他代表的名字并列在册。
翻阅卷宗，重温历史，才读懂母亲的过往与辛劳，也真切体会到第一届州人大代表这一身份背后沉甸甸的责任与分量。那一刻恍然发觉，母亲从未走远，她的名字留存在档案馆的卷宗里，与第一届、第二届州人大代表的名册同在，深深镌刻在黔东南的发展史册里。
我的母亲，只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凡的一个。而正是千千万万个平凡的普通人，共同书写了黔东南七十年的壮阔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