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崇伟

母亲是农民。

去年腊月，她刚过八十岁。陪她走过这漫长岁月的，是两样东西：劳动和叹息。

地里的活计，是母亲的本分。外公说过，她在鹤山坪做姑娘时，割草、放羊、纳鞋底、缝衣裳，已是帮衬外婆的一把好手。后来嫁到我们村，成了全家唯一的农民。

父亲在食品站杀猪，爷爷奶奶在酒厂，姑姑叔叔们也都揣着供应粮本子。只有母亲，名字写在生产队的工分簿上。

童年最深的画面，是她挑粪上望乡台。

那段坡陡得连男人挑担上去都得咬牙。母亲瘦小的身子陷在扁担下，我跟在她身后，像只踉跄的雏鸟。她的喘气声越来越重，汗珠子砸在土路上，印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快到坡顶时，她脚下一滑，整担粪泼了出去，溅了我一身。

我哇哇大哭。回应我的，是母亲重重的一声叹息。又长又沉，像从地底挤出来的。

那天夜里，那声叹息似乎一直没散。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担粪，她被扣了两个工分。

母亲笃信读书能让我们“爬出泥地”。白天挣工分，晚上包揽家务，把我们赶到灯下写字。她常说：“笔杆子比锄头轻。”

地分到户后，田和地更实在地压了下来。暑假里，我们跟着她掰玉米、捡谷穗。她总是在最前面，身影娇小，却像有使不完的力气。有一次，我背篓里的玉米装得太满，半道歇息后怎么也站不起来了，急得坐在路边哭。母亲折返回来，默默把我背篓里的玉米匀到她筐里，然后又是一声叹息：“哎，所以要好好念书啊。”

那声“哎”，成了少年时代最熟悉的背景音。二弟第一次考学差了两分，她一边纳鞋底，针脚密得惊人，一边幽幽地叹：“哎，还得苦一年。”那声叹息里，有失望，更有不肯罢休的狠劲。

她的叹息与劳作，从未真正分开。

后来父亲单位散了，她便和父亲一起操起杀猪卖肉的营生。天不亮起床，天黑透还守着没卖完的肉摊。再后来，她帮我带女儿，给三妹带儿子，从田埂走进灶台。我女儿半夜发烧，她背起来就往医院跑；我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她一边收拾一边摇头；父亲老毛病犯了，她喂药熬粥，叹息声混在碗勺轻碰里。

最沉最密的叹息，是父亲走后。

那个清晨，她做好早饭去屋里叫父亲，却再也没能叫醒。她掐过人中，拿针扎过脚心，最终只剩一双手无措地垂下。

从此，叹息成了她呼吸的一部分。她一边抹泪，一边继续忙碌，仿佛那叹息是推动她生活的另一股力气。

母亲八十岁了。糖尿病、高血压缠上了她，可她坚持自己住。我们回去看她，她总要张罗一大桌菜。看着她依然利落的动作，我们都说她不见老。她听着，手上不停，嘴里轻轻飘出一句：“要是你老汉在，就好了。”

二弟开车载她回老屋，她望着窗外说：“又耽搁你时间，你那么忙。”三妹给她买了新衣裳，她摸着料子低语：“很贵吧？又花你的钱。”有时做着做着事，她会忽然停下来，自言自语：“我越来越没用了，帮不上你们什么了。”

母亲的叹息，不是哀怨，是她与命运漫长的、私密的对话。那里面，有对苦难的吞咽，有对离人的牵念，有对自己日渐衰老的无能为力，更深藏的，是她对我们绵延不绝的、笨拙的爱。她的劳作塑造了她的形状，而她的叹息，则让我们听清了那形状内部，岁月的风声与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