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金成

清晨六点，手机铃声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屏幕上跳动的是父亲的号码。接通后，父亲的声音里透着少有的激动：“崽呀，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晓得吧？”

我一愣，脑子还没完全清醒，随口道：“七月一号……党的生日？”

“对喽，一百零五周年！”父亲的声音又高了几分，“今早村里的年轻党员都去中心村党支部过生日去了，我们寨子五个八十岁以上的老家伙，腿脚不灵便，去不了啦……”

电话那头顿了顿，我几乎能看见他站在老旧屋里的样子，手里握着那部旧手机，脊背挺得笔直。

“你帮我们买点菜，让‘跑跑’送到寨子里来，给我们几个老家伙过过党的‘生日’。”

他说得轻巧，我却听出了那份郑重。父亲入党那年是一九七四年，算下来整整五十二个年头了。五十二年来，他的信仰从未打过折扣。我父亲是一名退休老医师，二十四年前退休后就回老家居住生活。前些年，镇党委为规范管理退休后回乡居住的老党员，专门成立“夕阳红”党支部，把辖区内退休回乡居住的老党员全部纳入这个党支部管理。前几年，镇党委过组织生活或开展党支部活动时，经常邀请他们到镇上去参加，有时还专门派车去村里接送他们，他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有荣誉感。近几年，随着他们年龄增大，镇党委开展活动时，担心他们身体不方便，也没有邀请他们了。所以自前年以来，哪怕父亲腿脚不便，每逢党的生日那天，他总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望着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端坐一会儿。

可这回，他想要与其他几位老同志围坐在一起，吃顿像样的饭，给党过个生日。

挂了电话，我却犯了愁。我在县城上班，离老家有近百里路，老家离镇上还有二十公里。镇上虽然有饭店，可哪里有什么“跑跑”配送？一时间，我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色，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办法。

忽然想起镇上的老韩——他在镇中心小学当老师。于是，我拨了电话过去，跟他说明了情况。老韩二话不说，给了我一家饭店老板的电话：“你就打这个，黄老板做的酸汤鱼，老人家准吃得动。”

电话接通，我跟黄老板细细交代：“今天这几个菜，是送给寨子里五位八十多岁的老党员过党的生日用的。着重一句——要让老人家吃得动。”

黄老板是个爽快人，听完便说：“你放心，酸汤鱼、豆腐，再来个蒸蛋羹，红烧肉炖得烂烂的，保准几位老人家吃得舒坦。”

菜是定下了，可镇上没“跑跑”，二十公里的山路，谁来送？想来想去，只能再厚着脸皮打电话给老韩。老韩思来想去，突然说，你不是有个侄女婿在镇上吗？他又没忙什么，你让他送去。对呀！我怎么忘了这个侄女婿呢。于是立即电话过去，侄女婿一口应承：“今天是党的生日，给老党员送饭，这活儿是我的荣幸。”

将近中午，侄女婿的电话来了：“叔，菜送到了，几个老人家高兴得很，说你父亲招呼他们围坐了一桌子，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这一次，电话那头传来的不只是他的声音，还有几位老人的说笑声。父亲把手机递给了其中一位，老人颤巍巍地说：“崽呀，我们几个老人家这一生，还是头一回这样过党的生日。你父亲专门从镇上买菜来给我们吃，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声音透过电波传过来，带着乡下老人特有的质朴，却像一把软锤，轻轻敲在我的心坎上。我说不出话来，只觉得眼眶一阵发热。

挂了电话，我回到自己办公室窗前站了很久。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常跟我说起他入党时的情景——那时候他还年轻，在工作单位的场院里举着拳头宣誓，身前是一面红旗。他说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党走，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五十多年过去了，他期盼的好日子，如今真真切切地摆在了眼前。他有吃有穿，儿女在城里上班，寨子通了水泥路，连镇上饭店的菜都能送到家门口。可他记得最清的，依然是那面红旗，那个日子，那份誓言。

我想，父亲之所以要这般郑重其事地给党过生日，是因为他知道，他们那一代人吃的苦、流的汗，都化作了今天我们享的福。如今，他老了，走不动了，唯一能做的，就是邀上几位同样白了头的老伙伴，围坐一桌，用一顿饭的工夫，提醒自己也提醒后人——别忘了来时路，别忘了初心。

昨天几个老人家开心了一整天。我也因为父亲的这份举动，思忖了一整天。尤其父亲他们即将散场时，父亲电话那头的那句：“崽呀，我们都老了，如果明年我们几个还在，你还得再买。”听了这句，我思绪万千，眼眶渐渐模糊起来……

一百零五年的岁月很长，长到足以让一个少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可那份信仰，却像老屋门前那棵红豆杉树，只要根扎得深，枝叶便一年比一年繁茂。

父亲用他的方式过了一个党的生日。而有二十六年党龄的我也用我的方式，给父亲以及他那一代人，递上了一碗热汤。

愿这样的生日，年年都有。愿这样的初心，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