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志斌

那个最后的秋，是2022年9月8日。空气里桂花的甜香，忽然就裹上了一层清霜的寒气。我的父亲，那个用肩膀为我垫起一条生路的人，悄悄地，走完了他满是沟壑的一生。世界在那一刻，静得只剩下时间断裂的脆响。我生命里最巍峨的那座山，从此，只在风里，在梦里，在那些被泪水泡软的回忆里了。

最初的记忆，是父亲宽厚的肩膀。那时节，寨子里的夜，黑得纯粹，也亮得热闹。一次招龙节的晚上，火把将一张张兴奋的脸映成跳动的暖色。人潮涌动如暗夜的河，我一个还没上学的娃娃，眼看就要被这喧腾的河流吞没。忽地，身子一轻，整个世界便被拔高了。我骑上了父亲的肩头。下面是攒动的人海，上面是疏朗的星空，中间是我，和父亲那硬邦邦的、稳稳托住我的骨头。他的头发里有汗味，有柴火气，还有一种令我无比安心的、土地般的浑厚。我抓着他有些扎手的鬓发，开心地看着寨子里的人在踩芦笙。那时候，我以为他的肩膀，便是世上最高的山岗。我在那山岗上，看尽了人间的热闹与光亮，却不知他正默默吞咽着生活的苦咸。原来，那目光所及的远方，正是父亲用他的脊梁，一寸一寸为我垫起来的，更是父亲用肩膀为我铺就的、最初的人生路。

父亲的路，走得苦。他没进过学堂的门，却把一副算盘拨弄得噼啪作响，珠子碰撞的脆响里，算计着一家老小“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活路。他有一双能“打锄头棒类家具”的巧手，选料、刨削、打磨，最终变成一件件扎实的物什，工艺很是精致，到集市上去很热销。把一分一厘攒成我的学费，一分一厘，也变成我书本里一个个方正的铅字。他的个子算不得顶高，一米七三左右的骨架，却像寨子后山那棵最经得起风雨的老树，沉默地撑开一片荫凉，让一群叽叽喳喳的姊妹能在底下躲一躲世间的凄惶。后来，他一只耳朵在潜水时坏了，听话有时还要侧过头，世界于他，从此缺了一角的清晰。可我那时竟从未深想，这模糊的听力，是否也让他肩头的重量，变得更加沉静、更加孤独。

父亲这一辈只有伯父、父亲和一个叔叔，没有姐妹。他们三兄弟秉性淳厚、为人善良，相处也融洽，深受人们称赞。我们这一房人，就住在这样一座不设防的四间老屋里。这老屋的格局也如他们的为人，名义上是分家了，可门门相通，从不上锁。伯父是乡里的干部，叔叔在省城，像一枚被命运射远的箭，父亲则守着土地与手艺，是这屋宇最深的根系。堂哥长我七八岁，是村里的教师，他的卧房，便设在我家这一边。我童年的启蒙，不是学堂的“人之初”，而是他枕边那些卷了边的师范教材，《文选与写作》和《代数》的油墨味，是我最早嗅到的“书香”。以至于后来，当我也有了体面的工作，偶尔竟也会带着一种天真的傲气说：我呀，也算是“书香门第”出来的。那时浑然不觉，我真正的“门第”，是父亲算盘上油亮的档，是他斧凿下刨出的木香，是他肩膀上看到的、那片被烟火照亮的夜空。

他便是用这副肩膀，驮起了我几乎全部的童年。

我人生最响亮的一声春雷，炸开在一个平凡的夜晚。寨上的同伴跑得气喘吁吁，隔着老远就喊我的名字，随即拍开我家的门，喊：“中了！你的分数，考上中专了！明早要去县城体检！”那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们家压抑已久的云天。父亲怔在那里，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重大的仪式，急匆匆地喊向我大伯。其实晚饭已经吃过了，碗筷都收拾了，桌上空空荡荡，只剩下挂在桌上那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父亲拿来了只有半碟吃剩的酸豆角，郑重地摆上了两只土碗，翻出半壶酒。伯父来后兄弟俩就那样面对面坐下，慢慢倒上酒，碗沿轻轻一碰。“喝！”父亲只说了一个字，声音有些哑。伯父端起碗，也只说了一句：“有（父亲的小名），终于熬出来了。”父亲没应，只用手背狠狠抹了一把眼睛，仰头将酒灌下。辛辣的酒气弥漫开来，混着汗味，还有老屋里木头发出的陈腐的甜味。那一碗清冽的、没有菜肴佐味的酒里，沉淀着多少我无法想象的、父亲咽下的苦涩与期盼？他所有的奔波，所有的沉默，所有的伤病，仿佛都在这一晚，被这突如其来的捷报，酿成了这一碗虽薄却烈的慰藉。我的心被那无声的、巨大的欢欣与悲凉攥紧了，一阵酸楚冲上鼻腔。原来，“如释重负”这个词，是有声音，有形状，有气味的，它就藏在那廉价既浓烈的酒液里，藏在父亲抹眼的那一抬手间。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的喜悦，竟是这样一种如释重负的、带着痛楚回甘的苍凉。

我终于靠着父亲肩膀托举的力量，跃出了那道沉重的山梁。工作，成家，人生的路似乎越走越宽，越走越亮。父亲肩上的担子，看起来是轻了。可我给他买的新衣，他总是叠得整整齐齐，舍不得穿；接他来城里小住，不过三五日，他便坐立不安，惦记着老屋的檐角，惦记着那副被磨得油亮的算盘。他的日子依然极俭省，仿佛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恐慌，早已沁入骨髓，成了他生命的一种底色。我总以为来得及，等我再安稳些，再有空些，定要让他好好享享清福。却忘了，他那副承重太久的肩膀，内部的榫卯，早已在经年累月的风雨里，悄然松动了。

后来，父亲老了。那曾一把抡起两百斤担子的身躯，到底被岁月与劳苦压弯了，像一把被生活用得太久、弦已松弛的弓，再也弹不回挺直的姿态。那只在抢工分的年代被冷水激坏的耳朵，听力时好时坏，我们与他说话，总要凑近了，提高声音。他常常只是“嗯嗯”地应着，目光温和地看向虚空，仿佛在专注地听着一段我们听不见的、遥远的算盘声，或是山间伐木的叮咚。他静静地坐在老屋的门槛上，一坐就是半天，看日影从东墙爬到西墙，看雨丝在屋檐下挂成帘子。老屋的木板壁，被他沉默的身影，磨得愈发光滑而黯淡。

一次，我走过熙攘的街市，看见一个年轻的父亲，正笑着将孩子高举过顶，放在自己肩上。孩子挥舞着小手，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我站住了，痴痴地望着。泪水模糊中，那背影仿佛与记忆里的重叠。父亲，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依旧走在前面，用你不再挺拔却永远巍峨的肩膀，为我分开人海，垫高我的视线。你给我的，不是一条平坦的捷径，而是一副你亲手锻造的、叫作“坚韧”的骨头。如今，它已长在我的身体里。

而今，父亲睡在了故乡的泥土里，枕着松风，听着再也无须辨清的虫鸣。我的世界，再也没有那样一副可以随时让我骑上去、看清远方的肩膀了。父亲永远地留在了2022年那个桂花将谢未谢的初秋。

前路漫漫，道阻且长。但我更加的坚强。因为我知道，我的一生，都将行走在父亲用肩膀为我铺就的路上。